28岁的邓凌骥，娶了一个漂亮的傣族姑娘，孙女邓馨月的出生，给年轻的奶奶余长芬的退休生活多少带来了些快乐。表面的快乐掩饰不住她的忧虑：这个外表俊朗的儿子，回重庆学过维修，修电视机，修空调器，却不甘心只做一名电工。前年母亲投资，给他买了一辆微型车，跑营运，生性内向不擅揽客，惨淡经营，又一年，把车卖掉。之后，到临近的缅甸赌场酒店上班，月入千元。2003年闹非典，赌场关张，又折回景洪。如今在景洪天城酒店工程部搞维修，才过试用期，每月500元工资。媳妇没工作，闲在家里带孩子。
丈夫邓汉义是个厚道人，知青回城时他曾大度建议半岁孩子的母亲，离婚吧——“我不愿意给她负累，让她后悔”。余长芬回重庆工作了一年，放不下心爱的人，又把户口和工作关系迁回农场。“想想回城知青，三十年过去，内退、下岗，日子过得好的也不多”，邓汉义心安理得。
当年为了重回云南，余长芬和母亲斗争了很久，母亲认为女儿“简直疯了”，进了城还要回乡下。而余长芬惟一后悔的是，当年在重庆下户口时，不应该下儿子的户籍，作为大城市居民，在重庆学习和就业的机会也许更多一些，不会尴尬如斯。
如果不提知青身份，张仕良、余长芬们看起来和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头上没有了曾经的光环，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倾斜，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边疆地区最失落的群体。失落还具体表现在，几年前为争取“退养”闹过上访——与1978年重庆知青丁惠民领导的知青返城大罢工相比，同是争取权利，2001年留守知青们要求退养待遇的行为，显得苍白和无奈。
上海知青蒋金龙说，按以前的政策，男有30年工龄，女的25年，就可以退养。“我们都是35年的工龄，可是按农场的规定，都必须干到60岁（女55岁）。”景洪农场党办刘副主任答复记者，知青们说的政策是针对干部的，“农垦系统改革后还没有对此出台新的措施”。
上访自然没有结果。
3月6日夜，农场天宏酒楼，受邀回版纳庆祝建场五十周年的六个上海闵行区籍知青请蒋金龙们晚宴，算上家属，整整三桌人。畅饮叙旧，很多人喝醉了。
老蒋去年查出高血压，早戒了酒，怅然地瞅着一桌的欢欣，郁郁寡欢。
闪亮的日子？
57岁的蒋金龙是知青中年纪最大的，1971年来兵团时已在上海农村干了几年农活。他现在的工作是守厂房，相比割胶、制胶，很是清闲，性情敦厚的他说是“领导照顾”，“算是沾了知青身份的光”。
百十来号知青子女里，考上大学的毕竟不多，女儿蒋琪璐着实给老蒋长了一把脸。初中时蒋琪璐与余长芬的儿子邓凌骥同学，琪璐争气，上了重点高中，然后去了昆明师范学院就读，邓凌骥高中毕业后待业在家。
1990年代前期，留守的知青纷纷把子女转到上海念书，很多跟不上学业，连大学都没考上。老蒋也曾动过这个心思，欲把女儿转到闵行区鲁汇中学，让叔叔们照顾。女儿却不愿离开父母。
大学毕业后，蒋琪璐分配到离农场六十公里的小街中学教书，此后成了家。这一下竟打乱了老蒋的计划——相比云南，他更愿意选择上海终老，母女却更喜欢自由自在的西双版纳。
1986年，上海拆老房子时，父母留给蒋金龙48平方米的地。老蒋花4000元盖了两间平房，现在是母亲住着。前段母亲来信说，鲁汇要搞开发区，房屋要拆迁，老蒋盘算，拆房子要补偿时再回一趟上海，重作打算。
没有人知道木讷的老蒋曾经有过一段闪亮的爱情。一位上海女知青主动追求他，当年的小蒋接了过来，两个青年开始恋爱：兵团管得紧，不能随意相偕；礼拜天约好去景洪，大路8公里，小道3公里，一般走小路，那一小时路程是老蒋最幸福的时光；到了县城，寄家信，取包裹，逛逛街，买点食品；或者看一场电影，记忆里最清晰的是，《沙家浜》，肩并肩，靠在一起，何等甜蜜。
一年后女知青提出分手，“因为老蒋出身富农，成分不好”。闪亮的日子眨眨眼就没了，后来女知青回城，就再也没见过。
恍惚之后，老蒋说张仕良肯定是要回上海的，“我可能永远扎根版纳了”，有些怅惘；少顷，又自言自语：“孩子能安居乐业，我不再有顾虑，还是得考虑回上海养老去。”说不出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