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2006年3月，我们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其中。
被遗忘的群落
作为被冷落群体的一员，54岁的张仕良至我们到来时仍显得忿忿然。
之前的几天，景洪农场庆祝建场50周年，邀请了曾经在农场支边的100多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知青，“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而留在当地的200多名知青，“被整体遗忘”。
“回去的是个宝，在这儿的是棵草。人家会说你是没本事回城。”3月的西双版纳提前进入盛夏，张仕良的火气随着气温一起上蹿。
景洪农场二分场制胶厂工会主席，在他的同事眼里算不上官的“官儿”，能操一口道地版纳口音、曾经的上海知青张仕良，说起回城突然就噎住了。同绝大多数永远留在云南边陲的知青一样，爱情，那像花儿一样的爱情，拉长了他们的回城之路。
26岁的青春韶华，“谈不上恋爱那才叫没本事”。1978年10月，张仕良娶了一个支边老工人的女儿，回上海结婚。从上海返来时，知青们正在闹回城。这关头上，生下儿子张玉铭。
张仕良的同事，与他有着同样命运的重庆知青余长芬说，根本就没奢想有能够回城的那一天，“要能确切预知，就不会结婚了”。
此前为了回城，知青们也绞尽脑汁：托关系搞假证明；体检时脊背贴上锡箔，X光透视为肺穿孔；喝碘酒，能查出胃溃疡……名堂众多。有的女知青为了一纸调令，甚至以身相许。最后都能走了时，配偶的城市户口和工作却不能解决，于是爱情经受考验——或者背弃当初的承诺，一走了之，或者离婚，或者把孩子转送当地人。张仕良说自己良心好，否则“人生就会多一笔孽债”。
1980年代，那时的政策，北京、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在城市落户的指标。张仕良的儿子，1993年便转回上海念中学，由姑妈照看。苏州铁路学校毕业以后，顺利进了上海铁路局，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执线上海到蚌埠。提起儿子，工会主席一扫颓气，满脸神采。
而重庆知青余长芬，却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