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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禁片《武训传》:江青如何借机上位

  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肯定

  剧本改好后,孙瑜带着摄制组到山东武训故里体验生活。赵丹只在小时候回过山东,乡亲们都特别以家乡出了大明星为荣,心情非常激动,赵丹进村时,乡亲们自发夹道欢迎。若干年后,上影厂搞“四清”运动,赵丹返乡的场面被揭批为“地主还乡团”。

  赵丹生在扬州长在上海,对山东生活并不了解,为演好武训,他整天学自己父亲的口音讲山东土话。为剧情需要他剃了光头,只在头顶留一撮小辫,平时上街戴着法国呢帽遮丑。拍摄武训被欺侮的戏时,赵丹跪在地上,要求“真踢真打”。那段时间赵丹分不清戏里戏外,好像真的从上海明星变成了山东农民。女儿赵青当时年幼,以为世间“再也没有又帅又疼我的爹了”。

  《武训传》重拍启动于1950年2月,到9月基本完工,节外再生枝。昆仑公司认为这部电影拍得成功,必然卖座,要进一步加戏拍成上下两集,能赚更多的钱。孙瑜认为这样做损害艺术效果,但昆仑出资方说,明天工资都发不出了,还拍什么戏?孙瑜只好同意,在片中又加了揭露封建统治者丑恶嘴脸的几场戏。

  1950年底,影片终于完成,请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同审查。夏衍晚年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准时到会,使我吃惊的是不仅舒同、冯定等已到,居然饶漱石也参加了。饶这个人表面上很古板,不苟言笑,更少和文艺界往来,所以这晚上他的‘亲临’,使我颇出意外。当然,更意外的是影片放完之后,从来面无表情的饶漱石居然满面笑容,站起来和孙瑜、赵丹握手连连说‘好,好’,祝贺他们成功。当时,他的政治地位比陈毅还要高,是华东的第一号人物,他这一表态,实际上就是一锤定音:《武训传》是一部好影片了。”

  1951年初,《武训传》在上海南京公映。片长达四个小时,在孙瑜坚持下没有分成两集,而是一场连映,收双倍票价,保证资方赚到钱。观众并不在乎票价高,《武训传》场场爆满,赵丹只要一上街,就被粉丝围堵得水泄不通。

  1951年2月,孙瑜亲手将影片重新剪辑,将拷贝带到北京,这就是今天看到的三小时版的《武训传》。2月21日晚,朱德、周恩来等百余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开会后,一起去放映大厅观看了《武训传》,结束后报以掌声和赞许。朱德和孙瑜握手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建议把武训被狗腿子毒打的残暴镜头剪短一些,第二天孙瑜照办。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

  最高领袖亲自出马

  1951年2月21日晚,毛泽东因有公务在身没去参加观影。3月初,他调来《武训传》,在江青陪同下看了一遍。据江青的说法,看完电影“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武训通过教育解救穷人,而对封建统治没有反抗,歌颂这样的人物,与毛泽东的革命理念截然相反。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何不喜欢《武训传》,但一部电影为何会激起他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批判?

  问题就在《武训传》受到广泛热烈的赞誉。批判本质上不是针对电影本身,而是针对人们对这部电影的态度。1951年初的两三个月里,各大报刊连续发表了四十多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

  写文章的人,有一部分是陶行知学派的教育工作者,借评论影片,把武训与陶行知并列奉为革命先驱。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其思想具有“改良主义”色彩,虽然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本人也盛赞陶行知,但今非昔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社会,“教育救国”已不能算“进步”思想。

  借电影的东风,上海几家出版社推出了孙瑜写的电影小说《武训传》,李士钊编的《武训画传》等“衍生产品”,社会上一时掀起武训热。江青很有心地将赞誉文章及书籍材料整理后,呈交毛泽东,毛这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几天考虑,3月中下旬,毛泽东电话通知周恩来,组织对《武训传》和《荣誉属于谁》两部电影的批判。京津各大报刊集中刊登了一轮批判文章,但当时大多数文艺界领导都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思,文章措辞委婉,带着学术讨论气息。1951年4月底,结束在石家庄编辑《毛选》工作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决定亲自指挥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

  1951年5月上旬,在毛泽东布置下,《人民日报》刊登了几篇写得比较上路的《武训传》批判文章作为铺垫。5月20日,著名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人民日报》头版横空出世。社论本来布置给胡乔木写。身为毛泽东身边最得力的笔杆子,胡乔木憋了很久才拿出初稿,毛看后认为根本不能用,自己推倒重写了一篇。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文章还点名批评了四十二篇歌颂《武训传》的影评及四十八位作者,整篇社论只有这一长串名单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

  此文一出,以周恩来为首,曾经关怀过《武训传》拍摄、对电影给予好评的高级领导,等于全都在不点名批评之列。郭沫若、黄炎培、冯友兰、马叙伦等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纷纷发文,检讨自己过去曾经赞颂过武训。从1951年5月20日社论发表到5月底的11天中,仅公开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就有108篇,到8月底,达850多篇。

  《武训传》迅速停映。文化部电影局全体干部开始了关于《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凡《武训传》上映地区的制片厂、发行站、电影院等所有电影从业人员,均需在各单位负责同志有计划的领导下,开展对《武训传》的讨论。运动逐渐从批判武训扩展到批判陶行知及陶门弟子。教育部要求讨论活动必须保证普及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当时全国各地有大量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和教育机构,在教育部责令之下,一夜之间纷纷改为“前进”、“胜利”等时髦名字。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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