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争取罗章龙、王克全等人,中共中央先后派陈郁、周恩来与他们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希望他们从维护大局出发,立即停止一切分裂活动,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动,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的行为,是党绝对不能容许的。
然而,他们对中央的劝说置若罔闻,甚至鼓动全总党团拒绝移交党内相关文件、物品和经费。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书》,认为“罗章龙、王克全两同志已经走上了反共产国际反党的道路”。27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和《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随后,中央政治局又宣布开除王克全、徐畏三、吴雨铭(中华全总秘书长)等人的党籍。
罗章龙、王克全等被开除后,继续进行动。1月31日,他们宣布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推举张金保为“书记”,徐畏三为“组织部长”。而后,罗章龙派吴雨铭赴天津,与原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王仲一(1930年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和六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及原内蒙古特委书记韩麟符(1928年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等组成“北方非常委员会”,由吴雨铭任“书记”。
然而,张金保深感没有出路,于是,2月13日主持召开会议,通过《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宣布解散“中央非常委员会”。张金保本人公开承认错误。2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吴雨铭、王仲一、韩麟符等人被国民党以“共党案”逮捕、关押,“北方非常委员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与此同时,各地党组织从维护党的统一大局出发,对“第二中央”进行了抵制。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刘大风和秘书长喻屏以及广东省委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长林道文等,挫败了白明善、吴正廷、李震瀛等人的分裂企图,对拒不改正错误的党员干部给予党纪和政纪处分。在中央的严厉打击下,各地方分裂组织迅即烟消云散。
在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云的说服教育下,参加“第二江苏省委”的刘瑞龙、蒋云、陈治平、吴国治等人,公开承认了错误,对于王凤飞、彭泽湘、钱静安等不承认错误的人,中央政治局、江苏省委宣布解除他们的职务,开除他们的党籍。随后,沪东、沪中区委又相继开除了区委委员罗铁成、姜盘石和王福环、徐松明、王伯堂、周舫、丘队影等人的党籍和职务。
在河北,由陈原道、徐兰芝、贺昌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抵达天津后,立即宣布取消“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成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经过临时省委军委书记阮啸仙等人的争取,赵作霖、袁乃祥、吴华梓等人回到了中央以及临时省委的领导之下。鉴于张金刃等人继续对抗,2月18日,中共河北临时省委作出了《关于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枝等党籍的决定》。
在东北,为反对唐宏经等人的分裂活动,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刘焜(后改名赵毅敏)赴北满临时特委基层党支部,经过一番细致的工作,潘敬久、肖海田等公开承认错误。3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了《关于开除唐宏经党籍决议》。
7月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宣布解除史文彬、唐宏经、徐畏三、韩连会、张金保等中央委员资格。7月16日,党中央又作出决议,开除史文彬、张金保、李震瀛等人的党籍。
至此,持续了近半年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结束。
罗章龙被开除后,更名罗仲言,改行教书治学,潜心研究经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解放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1979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95年在北京逝世。
其他“第二中央”主要人物的归宿:
张金保、唐宏经(更名唐韵超)二人检讨了错误,相继恢复了党籍,分别担任了全国女工部副部长、东北劳动总局局长兼东北总工会劳动部部长等职。
白明善、王仲一、王凤飞、韩麟符、张金刃(改名张慕陶)、史文彬(改名石志清)等人继续进行民主革命,并为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彭泽湘走上了中间道路,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李震瀛、钱静安、曹策等离开革命队伍,自谋职业。
王克全、徐畏三、吴雨铭、韩连会、吴正廷、叶善枝则投靠了国民党,成了革命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