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也有“糊涂”的时候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正式结束。8月24日，远在美国的胡适致电毛泽东，以感谢其问候为由（一年前，傅斯年访问延安，毛泽东曾谈到胡适对他的帮助），表达了对中共的期望。这份电报的主旨，是希望“……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力的第二政党”，来争取国内和平，实现民主宪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第1894-1895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第二次印行）。
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在此期间，刘少奇根据东北出现的无政府状况，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遂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并决定迅速向东北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以便独占东北，并控制热河、察哈尔等地区。于是，大规模内战的阴云开始显现。
虚晃一枪的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因“健康原因”住院一个月，随后又休养数月，因此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面对一触即发的中国内战，美国派遣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来华进行调解，国共两党又于1945年底恢复谈判，并在1946年初签署“停战协定”。与此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人们对实现国内和平又产生幻想和希望。
1946年2月1日，就在政协闭幕的第二天，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其中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5-16页）该文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我党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指示，（在九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亦将依照国民党与军队的关系。”文件还说：这种退让是适合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国民党的军队能够脱离国民党的直接指挥，我们相信我们的军队也能够脱离我们党的直接指导。”（《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十册，第116-11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战后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个文件意味着中共已经公开承诺，为了实现国内和平与政治民主，它将放弃对军队的控制。同一天，刘少奇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这些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曾经考虑过以和平方式实现土地改革的方案。文革期间，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就是要走“议会道路”，这是主要的依据。
尽管毛泽东修改过这个文件，但他显然不同意上述判断和意见。早在1946年1月，延安《解放日报》就发表社论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标记的各解放区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种军队除了民族与人民的公益外，没有党派的私益”；相反，国民党的军队则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其“中的党阀制度与军阀制度是国家民主化的主要障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六册，第84-9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因此，要解决军队国家化，必须先解决国家民主化。
3月24日，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的《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宣言》的批示中进一步说：如果先搞“国家军队化”，将使国民党“吞并异己，大权在握，永远也不（会有）国家民主化。”（《胡乔木书信选》第5页注4，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于是，刘少奇在1946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承认，当时是“我们糊涂了一下”（《刘少奇传》第5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