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受命
1952年8月，北京的初秋，天高云淡，繁花似锦，气候宜人。年方37岁的胡耀邦，受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的重托，从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的任上，接替冯文彬担任团中央书记。
此前一个月，胡耀邦的顶头上司身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于7月调中央工作，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他曾向中央提议受他赏识的下级胡耀邦调来北京工作。此前，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冯文彬需调动工作，刘少奇提出三位接替冯文彬的人选：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他们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都有团的工作经验，而且都是年轻的省委干部。名单到了毛泽东手里，他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
毛泽东找赴京上任的“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谈话，风趣地问他：“你敢不敢在知识分子面前作报告？”胡耀邦坚定地回答：“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一定敢字当头，做好团的工作。”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对他说：“好，我就要你这样的人！”
毛泽东接着说：青年的特点是英勇积极，知识不足。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学习是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除了党的中心是团的中心外，青年共同的普遍的经常的东西，是学习、教育。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教育。还要注意体育，一定要把青年一代的身体搞好。
胡耀邦聚精会神地听着，频频点头，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铭刻在心间。
接着，刘少奇也找胡耀邦谈话，语重心长地对他寄予愿望，对他说：你年轻，曾经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的经验，你当过军委总政治部的组织部长，人缘好，能联系多方面的关系，能听从党的安排，选来选去就选中你。
的确，胡耀邦从来以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在川北工作时，他曾豪情满怀地在干部大会上说：“党分配到哪里，就到那里，分配什么工作，就不讲价钱，把工作做好。”如今，他身体力行，毫不犹豫地走上了青年领导工作岗位。
胡耀邦上任不久，在党中央的支持与领导下，于8月25日至9月4日，主持召开了青年团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特别强调指出学习是青年团今后的一个“更加特别突出的任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在党中央会议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二是青年团应该如何工作。通过讨论，从思想上原则上基本弄清了青年团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会议改选和扩大了团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导生、罗毅、许世平等9人为书记，区棠亮、高扬文、杨述、章泽、胡克实等5人为候补书记。
胡耀邦来团中央，当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才三年，正值我国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前夕，面对经济建设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没有直接可供借鉴的经验可循，所以，开展青年团工作困难很大，任务艰巨。胡耀邦经过慎重思考，周密调查，针对青年团工作“战线长、配合多”的特点，果断提出了“上下请示，左右求援，自我奋斗”的工作指导思想。这既表现了一个青年干部谦虚谨慎的优良品质，也表现了积极工作、努力开创新局面的革命精神。
随后，胡耀邦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确定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照顾青年特点，开展团的独立活动的工作方针，统一了全团的认识，带领全团开始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工作。
在团的独立活动中，如何处理好青年团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从而服从于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这是胡耀邦日夜深思的问题。
胡耀邦用太阳系中地球与太阳的运行关系来生动地、形象地说明青年团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他说，青年团要像地球，既要围绕太阳公转，又要自转，要把公转和自转结合起来，既要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中心工作，又要积极主动地开展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的独立活动和工作，充分发挥青年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这一中国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发挥其最大能量，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有力助手。
胡耀邦到团中央上任的消息不胫而走，机关的同志个个喜形于色，大家得知他在中央苏区曾任湘东儿童总局局长、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湘赣省儿童局书记、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等职，是一位具有丰富革命经验的老青年工作者，大家对他寄予厚望。
一天傍晚，夕阳的余晖洒满北京东城区关东店一号的一个大四合院。进入褪了色的朱红漆大门，但见一棵参天大槐树，枝繁叶茂，浓荫蔽日，环境十分幽静。胡耀邦一家就住在这里。是夜，《中国青年报》的几位负责同志兴高采烈地来看望新来的团中央年轻的一把手。
胡耀邦留着平头，身材矮瘦，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着深邃智慧的光芒。他衣着朴素，圆口布鞋，俨然一个风尘仆仆从前线回城的战士。他热情、坦诚、健谈，给人以亲切感，连说“大家随便坐”，使来客顿感无拘无束。
来客三句话不离本行，请胡耀邦指示怎样办好团报的问题。屋里顿时寂静下来。胡耀邦吸着烟，微笑的面容显出若有所思的神色。他吞云吐雾，谦虚地说：“‘下车伊始’，怎能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哩！还是请你们先发表高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