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则不然，她见不得青年们“放肆”。在公开场合，总是庄严地板着一副面孔，目光严肃地扫来扫去，将一切轻松愉快都扫荡干净。特别是1957年以后，她的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医生说是更年期，怕风，怕声音，爱急躁，爱发作。我们那时年轻，不懂得更年期是什么？就知道她有病。卫士们私下议论：“她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是大秘书了，副部长级。”“官越大病越难治呗。”
那是1957年，毛泽东与江青在杭州疗养，住刘庄宾馆。浙江省委在大华饭店组织舞会，毛泽东一个人去了，江青没有去。那次舞会气氛热烈活跃，笑声不断，我们都跳了一身汗，卫士田云玉还结识了一位女文工团员，交了朋友，大家玩得尽兴而归。省委领导听保健医生说毛泽东获得一次很好的休息，很高兴，便受到鼓励，隔两天又在杭州饭店为毛泽东组织一次舞会。
舞伴都是文工团里挑来的演员，与毛泽东熟了，与我们这些卫士、保健医生及秘书们也都熟了。我们刚一露面，熟人们便互相吆喊着打招呼，似乎要起来一个高潮。
可是，高潮陡起陡落，拥上来的人们退潮一般退向两边，舞厅里出现一种尴尬的严肃和冷静。那些想围住毛泽东说笑的文工团的青年男女们都肃然分列两旁，变成规规矩矩地鼓掌。
原来毛泽东的身后走着庄重严肃的江青，她的目光庄严得拒人于千里，不由使人不紧张，不由使人不敬而远之。毛泽东还想用幽默的话激起大家的热情和随意，但是无效。大家说也规矩，笑也规矩，动作更规矩。毛泽东所希望的那种没大没小的轻松气氛再也不曾出现。毛泽东皱起眉头，心里的不悦显而易见。在沙发里坐下时，他朝我嘀咕一声：“她一来就大煞风景……”。
乐曲响起来，人们刚准备下场，突然听到一阵叫声：“不好，这个曲子不好，你们换一个。”
下命令的是江青，她朝乐队走过去。于是，她如愿以偿地成了舞会的核心，成了主人。乐队指挥连报几支舞曲，她都挑剔说有“问题”，俨然是一位专家。乐队及准备跳舞的人免不了惊讶她知道这么多曲子，毛泽东却气得一个劲儿呼粗气。好不容易她才“钦点”出几支舞曲，舞会才开始。
江青陪毛泽东跳了第一场。客观地讲，江青跳舞跳得相当不错，舞姿高贵而又洒脱。但是，她太正规，缺少热情。毛泽东朝我望了一眼，我马上心领神会，给卫士安排好顺序。舞曲再起时，卫士李连成便先一步立到江青面前，邀请她下场。这样，毛泽东便解脱出来，同其他舞伴跳。青年们热情洋溢，眼看舞会要起来一个小高潮了。突然—江青总是喜欢搞点突然—舞厅里又响起江青的叫声，而且她是用两只手塞住两只耳朵那样叫：“刺耳，刺耳了，吵死人了！你们奏乐就只会这么大声音吗？就不会小一点？……再小点！”这一场舞会，把大家紧张坏了，毛泽东也气坏了。回到住所，毛泽东憋闷得连吐粗气：“扫兴！江青到哪里，哪里就扫兴，我就不想见她。”
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毛泽东明显地开始躲避江青，他对我，对田云玉、封耀松等卫士都多次讲过“江青这个人大煞风景”、”江青一来就扫兴”之类的话。毛泽东到外地，不论住在哪个省市，只要听说江青就要到了，马上就走。他不愿见到江青。记得1959年在广州，听说江青要来，马上吩咐我们出发，说：“她这个人来了就扫兴，我们还是走为上。”
（据《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权延赤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