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鸿慈日记透露的消息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五（1906年7月25日），熊希龄到沪；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戴鸿慈与端方即从吴淞口启行。当日，戴在《出使九国日记》中有如下记述：
晚，天气稍凉，阅定各奏摺，计定国是、改官制、审外交、设财政调查局、立中央女学院，凡五摺。
虽只闲闲数笔，关系却是异常重大。这五折，分明对应着戴鸿慈与端方奏稿中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以及梁启超稿本中的《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甚至连排列的次序都分毫不差。
如此，所谓“梁启超做五大臣枪手”一案，已可准确表述为：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廷派遣的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即《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定外交政策密折》、《请设财政调查局折》与《请设立中央女学院折》。此五文现均存世。没有后三篇文稿的发现，即使大胆倡言，终究不过是假说；而有此三文重现于世，此论便足以成为定谳。
请梁启超做枪手是谁的主意？
至于动议邀请梁启超捉刀代笔之人，虽极有可能是戊戌变法前与梁共同参与湖南新政的熊希龄，但敢于作此决断者，仍非时任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的满人端方莫属。在这批新发现的梁启超文稿中，第二篇无标题的信件是写给“文帅大使阁下”即端方的。信中说：
秉三（熊希龄字秉三）东来，以尊命委嘱各件，谨已蒇事（chǎnsh，完事），想早达记室。末学菲材，率尔操觚，不识尚可采用否？伏希教之。
可见熊希龄之东渡日本、请梁作文，本是端方的主意。因此，尽管笔者考证认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与《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这两篇原先收入《端忠敏公奏稿》的文章，著作权应属梁启超，但梁启超只是代端方表达了其推动立宪的理念与决心，端方本人在此事件中的重要性并不会因此而降低。当然，要使其想法系统化并作到言辞动人，则是梁启超的拿手好戏。
杨度与奏稿无涉
梁启超致端方的信也确凿地表明，熊希龄到日本并非去见杨度，而是直接与梁启超晤面，托以起草奏稿的重任。在熊氏目前存世的文稿中，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止，并无与杨度交通的一言半语。因此，由陶菊隐活灵活现地描述的熊希龄找杨度、杨度再分摊给梁启超的层层“转包”故事，纯属虚构，尽管他还是猜中了一些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