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戴鸿慈所谓“客腊杪”，指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岁末，因信上标有明确的日期。而徐佛苏在撰写跋语时，将梁信系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然则梁为戴鸿慈、端方代拟奏稿年余之后，戴方始申谢，未免有违人之常情。
其实，徐佛苏多年后追忆，很容易出错。综合考察戴鸿慈与端方的出洋行程及归国上奏各情节，显然，将梁启超代拟事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无疑更合适。戴氏的《出使九国日记》对其行踪有逐日记录：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1905年12月7日）从北京起行；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晚到达日本神户；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5年12月25日）至横滨；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1905年12月27日）开船向美国，再游历欧洲；归途经停锡兰、槟榔屿、新加坡、香港等处；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906年7月21日）返抵上海，逗留两周；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906年8月3日）方始北上，经天津停留四天；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1906年8月10日）回到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1906年8月11、12日）接连朝见奏对。
根据这张时间表，戴鸿慈与端方虽有机会在神户或横滨与梁启超见面，但耳目众多，未必敢即时托以大事。何况二人刚刚启行，归期尚远，考察总结也不急在一时。梁启超致徐佛苏函中说二十余日关闭船上写作，除高度保密的缘故外，显然也因时限紧迫，交稿在即。戴鸿慈在上海稽留日久，确实情有可疑。陶菊隐谓之等候交卷，不无道理。
戴鸿慈与端方的奏折
除了可以确知的《请定国是》一折外，梁启超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致蒋智由信中提到：“弟一月前曾为人捉刀作一文，言改革官制者。”以系年论，此篇也应归入梁启超代拟的奏议之中。
无独有偶，在1919年刊行的端方遗著《端忠敏公奏稿》里，恰好有两篇题目类似的文章：一为《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一为《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后者即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等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可知此折系戴鸿慈与端方联衔上呈的奏稿。
倘因这种“巧合”而径将二文归于梁启超名下，未免太过大胆，毕竟我们没有在梁启超的文集里发现相关的文章。故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如《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的作者董方奎、《端方与清末新政》的作者张海林），或者注意到梁启超曾有“请定国是”与“改革官制”两篇文稿，或者大力表彰端方的两篇奏折，却都不曾有此“非分之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