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指挥部已和城外学校联系不上，决定迁到新华门，跟在队伍附近活动。指挥部率领集中起来的同学们到新华门前，派代表向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何应钦和黄郛请愿，但何、黄拒不接见。队伍便在新华门前开大会，示威、呼口号。指挥部决定队伍北进南长街，东去王府井游行示威。游行队伍一路行走，越走人越多，其中有参加游行的市民，也有随行看热闹的人，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上四千多人了。游行队伍一路声势浩荡，高呼口号震撼人心，走到王府井大街上遇到了武装军警的阻拦。
当天，北风呼啸，天气严寒。六兄穿着件老羊皮袄，跟同学们一起勇往直前，他们高呼口号，国民党出动了大批消防队，开始用水龙头猛冲游行队伍。那时北平街头滴水成冰，队伍遂被水龙冲散。12月9日当天的游行到此结束，那天没有人受伤被捕。
他们在组织这次运动时，曾分析过当时统治当局的情况：1935年8月因日本人加紧侵略华北，蒋介石已令嫡系部队的国民党宪兵三团撤离北平。蒋介石准备派来的宋哲元29军在调动中。北平市公安局长陈继承和市长秦德纯都是新上任的宋哲元的人。当时国民党已不挂牌，正处于调兵遣将、更换招牌的一片混乱中，平时街道上站岗也都松弛。六兄曾卷夹着一大捆宣传品在长安街上电车，一路无人过问。他们分析当时的北平形势，客观上正是一个可利用的空隙，统治当局的力量未准备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好几年没有“闹学生”了，他们虽然闻风派出军警阻挠，却没有想到这次的学生运动声势如此浩大，12月9日当天情况是使他们措手不及的。
那时国民党的北方地方势力与南京势力也有一些矛盾。国民党蒋介石在一定条件下赞成这个运动，企图把学生运动纳入他许可的轨道。“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几天中间，北平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均组织起来，宣布罢课。北平学联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从报纸上所报道的当天消息看，北平各报均不作报道，报纸上开了天窗；南京、上海则是头版头条报道，根据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立场选择、控制新闻辞句。中央社新闻只发表对南京有利的消息，如报道了学生运动口号中的“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等，却没有报道“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国民党南北势力对运动看法虽有差异，实质相同，他们只是争权夺利，向日本侵略者讨价还价，却不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时日本方面未出面，在京的英、美等外国记者对学生运动则同情之至。
有一个插曲是：当时美国朋友斯诺以名新闻记者身份在燕京大学任新闻系讲师，在火车站附近盔甲厂租了一个四合院居住。燕京大学黄华等同学常去请教，黄敬也去，有时在斯诺家过夜，和斯诺较熟。他去斯诺家时还见到过东北大学宋黎、清华陆璀、陈翰伯等同学。大家在斯诺家里议论过学生运动的事，斯诺请他们吃饭，支持学生运动。1936年斯诺和前一位夫人尼姆·威尔斯去陕北时见到毛主席，谈起“一二·九运动”，毛主席说“不知道”。因当年河北省委尚未和党中央联系上。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后来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时说到“一二·九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是斯诺和他的学生们在北平领导的。1980年为澄清这个革命历史上的问题，邓颖超同志特别找了几个人：陆璀、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和姚依林去开会，了解当时情况，共谈这一问题。最后委托龚和陆去向尼姆·威尔斯做了解释。
“‘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它是划时代的，是一次党领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性抗日救国运动。”这是革命史家对“一二·九运动”的历史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