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中，除了运动的主体——学生之外，也有教授的身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到了“一二·九”运动中，指导并保护参加运动的学生领袖，为此还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与牺牲。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激起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动华北事变，妄图以“自治”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它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民族危亡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
“一二·九”游行
当时，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清华园为中心的。学生中，姚克广(依林)、蒋南翔等地下党员和一些爱国教授都积极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据《张申府文集》记载:北平的救亡运动之所以是以清华为中心，“原因之一是梅贻琦先生任校长时，号称教授治校，政治比较开明，为学生的爱国活动提供了一些便利。”“我的课名为逻辑，其实多是政治评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每次上课之前或临下课时，我都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的政治局势告诉给我的学生们，让学生们了解更多的时事。”
广大的进步青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终于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申府文集》中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的耻辱越来越厉害了，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也“再不能勉强安心讲学了”。于是，“这年秋后，以清华学生为首各校学生有北平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简称学联)，我也联合北大、中大、师大、法商学院有共同思想感受的同人成立了一个不公开的‘文化劳动者同盟’。到了这年12月9日，便由各校学生在北平街头举行了游行，公开喊出大快人心震动人心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谓‘一二·九’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在游行时是由我与孙荪荃(时任女一中校长)及姚克广(清华学生，即姚依林)任总指挥的。”
《张申府文集》还回忆说:“我记得那天上午，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姚依林)、女一中校长孙荪荃同学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看着游行队伍的进行。姚克广和郭明秋是学联的主要负责人，这个咖啡馆实际上也就算是组成了一个游行队伍的临时指挥部。队伍游行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就有一个清华的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走，并随时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告诉我们。”
“一二·一六”游行
北平学生为了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于一周后的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局关闭了所有的城门以阻止城外学生进城参加游行。但城外两千多名学生奋勇冲进了西便门。张申府坐在一辆人力车上，随着游行队伍向前走，并且救了一名被军警追赶着的女学生。《张申府文集》回忆说:“这一天，我是坐在一辆人力车上，在马路旁边随着游行队伍，从东往西走。一路上学生们情绪激昂，口号不断。我坐在人力车上，看见几个军警拼命追赶一个女学生，这个女学生已经跑进王府井并往北进了路西的一家药铺，而军警们仍然紧追不放。我目睹这一切，就从车上跳下来，对那些军警讲:‘她已经走了，还追她干什么？’他们一听我这些话，马上转过身来，对着我恶狠地喊起来:‘你是干什么的？’我便说:‘我是过路的。’他们看了我两眼，不像是参加游行的，也就没再说什么，无可奈何地转向别处去了。”
“一二·九”运动，迅速地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北平学联”和“北平院校(包括东北大学)”的师生于1936年1月联合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张申府和吴觉先(武剑西)、潘怀素、程希孟、章友江、黄松龄、严景耀、杨秀峰、许德珩等进步教授都参加了。不久，“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与“北平学联”又共同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七个省，下设总务、组织、宣传、工农、妇女五个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