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姚依林——百夕谈》，作者：姚锦，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我和他约好缩短夕谈周期，每个星期天见面一次。
“谈了也有五次了吧？”他对我笑道。他对数字的敏感使我叹服，我满脑子都是想向他提出的问题。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红军到达陕北，怎么知道的？”
“我们当时很注意看国民党报纸，从反面来了解消息，这样就知道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记得在我们的小组会上讨论过这件事……”
他那时仅仅18岁，是年轻的党员，已投身激流，确定了自己的生活之路。他们机警细致地观察分析着敌我形势发展，阶级斗争动向。疾风知劲草，危难炼人才。
他一边答我的询问，一边吸烟，思索着。我知道他的思路回到了1935年12月9日。
“我们下决心干，是在12月7日。——那天开过一次会，学联各校代表来了几十人，会场在燕京大学，郭明秋主持这个会。会上决议组织全市同学向华北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他慢慢地说：“为什么要在12月9日呢？我记得当时知道了日本在搞‘华北特殊化’、‘华北自治’；蒋介石出卖华北，派旁系部队东北军张学良去西安，即将派旁系部队冯玉祥部的西北军宋哲元来北平，要成立个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我们为了向人民揭露它，打破它，所以坚决地要搞起一个运动，计划就订在了12月9日。”
他于是扼要地叙说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情况：总指挥部设在西单路北靠西一家亚北咖啡店二楼上，即现在西单菜市场旁边，此楼已拆除。指挥部放在队伍外边的固定地点是便于各校来联系时容易找到。学联开会确定总指挥是他和郭明秋，因他是学联秘书长。总交通是孙敬文，山东人，人呼“孙麻子”，镜湖中学学生（解放后任化工部部长）。孙敬文骑车东奔西跑，非常忙碌。黄敬担任跟随队伍的指挥。彭涛未参加群众活动，没有露面，约好游行后去他家里集中。当时孙荪荃以教师身份支持他们，参加了他们的活动。
12月8日铅印传单已全部印出，仍是送到大学出版社印刷的。夜晚，六兄租了一辆汽车到出版社印刷厂取传单，把传单拉到了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做好次日示威游行的各种准备工作。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口号和宣言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其中有《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运动口号是事先按照四人领导小组的意见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等，没有提“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保卫苏联”的口号。
7日开会后，风声走露出去，北平当局得知了情况。12月9日当天一早，他和郭明秋即去西北咖啡馆二楼“喝茶”。孙敬文、孙荪荃也去了，首先听说原定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大的队伍全被军警关闭城门，阻于城外。这支队伍后绕道西城几个城门均不能入城，只好在城外进行示威游行和宣传。
队伍原约定在西长安街新华门门前集合。当时军警已出动去包围了学校，东北大学同学采取了“冲”的办法，冲出了被军警把守的校门。中国大学、师范大学同学也都冲了出来，他们按规定路线，沿途还冲进几个学校去接应被阻拦的同学。队伍曾冲到北京大学，北大学生因军警干扰尚未集合。当时北大一位学生刘江凌是参加过革命活动的，他正因形势有变，不知该如何办。正好东北大学同学冲入北大，先跑进去的黄敬一见刘江凌，便说：“你快去打钟！”刘江凌不认识黄敬，心有戒备，便反问：“你为什么不去打钟？”后见冲入的队伍才释疑，两人一起跑去敲响了北大的校钟，北大同学临时集合也随之冲出了校门。军警指令各校关闭校门，有些学校同学是跳墙出来的。直到上午10时许，城内各校队伍才集中于新华门前，约有两千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