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是等级的象征
对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人来说，对汽车的记忆不多，那时候汽车是身份的象征。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调侃当时的基层公务用车：大队书记蹬、蹬、蹬（指拖拉机），公社书记130（卡车），县委书记帆布篷（吉普车），地委书记两头平（上海牌轿车）。上海的老人家回忆，60年代里弄新娘子出嫁，一部上海牌轿车做婚车能引起全弄堂的轰动和羡慕。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时，正省级干部大多是乘坐伏尔加牌轿车，副省级和中央副部级坐的是上海牌轿车，而红旗属于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乘坐的专车。随着改革开放，凡没被打倒的中央正部长，原有待遇不变，都配红旗轿车。有人回忆，“当时进口车比较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副部级）的专车是一辆奔驰200，部里其他的小轿车以伏尔加和上海轿车为主，总共有十多辆，包括丰田面包车，主要保证部内各司局公务用车。”
在中国，汽车是等级的象征，有两件小事特别值得玩味。1967年1月，“智擒王光美”事件之后，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当时，刘少奇已经失势，但还没有彻底倒台。毛泽东让秘书乘一辆华沙牌小轿车接刘少奇来谈话。那时候，红旗轿车早已大量配备省级以上干部，而毛泽东只派一辆华沙牌轿车，刘少奇见状，自知其中含义。
1973年10月，刚刚被毛泽东“解放”出来的邓小平来到韶山，韶山方面召开了一个会议，安排邓小平访问事宜。会议开得很长，围绕以什么规格接待发生了争议。但是，争论双方都有这种感觉：无论用什么规格接待邓小平，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于是制定了一个“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但是，究竟“冷”到哪种程度，“热”到哪个境界，让这些人“拿捏”不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是平步青云还是昙花一现，于是只用一辆老式的乳白色“吉姆”牌轿车。他们对邓小平解释说，其他车辆都已派出去了。这种车，1959年毛泽东来到韶山时坐过，此时，国产红旗轿车早已代替了它。平时，即使是一个军级干部坐红旗轿车也早已是司空见惯。在派车方面的这种暗示，多少叫邓小平有些生气。
正是由于这种等级思想，改革开放前，百姓拥有轿车是个禁区。私人轿车作为资本主义的象征，从50年代的限制直到“文革”中彻底消失。即使公务车，也严格按等级，实行配给。当时中国的轿车千人保有量不足0.5辆，在全球13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如今，仅北京就有超过500万辆汽车，其中大多数是私家车。作为等级制度的代表，直到今天，那些开奥迪A6的人，总是叫人侧目，其实并非奥迪是什么好车，而是这种型号的汽车与某一行政级别之间挂钩。“公务车”这一计划经济时代的供给物，何时能融入时代的主流，不再成为级别和待遇的象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