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车是计划经济下的供给物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除了高层领导人之外，公务车逐渐普及，并成为等级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权阶层独享的奢侈品。历史学家杨奎松回忆说：“文革”前夕，听到“九评”苏修的文章，一直深为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形成特权阶层而自豪。这种印象虽然在“文革”中逐渐破灭，并渐渐了解到欧洲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很少特权的情况，但当1986年得知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的消息时，还是感到相当吃惊。正是从当时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相比较而言，我们在建立职务等级制度之初，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起了一套官本位体制。这种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勤务、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几级以上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公务汽车便是这一整套等级制度的一部分。解放战争时期，汽车还是新鲜玩意儿，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也未必坐得上，当时马匹供应相对可以保证，战时便有规定：营以上干部配有马匹，有专职马夫，拿地方供给部门的草料票向当地支取饲料。到了解放战争后期，由于缴获了大量美式吉普车，正师级以上作战单位配备了吉普车。建国后不久，进口了一批苏联轿车，配给高级干部。当时，一般只有元帅才配吉斯，部分大将也配了吉斯，如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将和中将是配吉姆，但是在颜色上有区分，上将用的是灰色的吉姆，中将则是黑色的吉姆，以示区别。少将的配车一般是伏尔加了；当时还有一些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国车，主要有福特、别克、雪佛兰，数量不多，配给了一些高级干部。后来，地师级以上单位开始配备轿车，华沙车应在首批配备之列。
据历史学者章立凡回忆，解放之初，章乃器配有一辆福特轿车，据说达赖曾经用过这辆车，后来给了他。不久之后，从苏联进口了一批吉姆汽车，章乃器的座驾便换成了一辆吉姆。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章乃器就没有专车了，只能打电话叫车，给他派的车一般是伏尔加。
红旗车刚生产出来时，只有国家领导人乘坐。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逐步在省军、地师大量配备。“文革”后期，有县团级单位配备上海牌轿车的，但红旗在地师级单位少见，省军级以上较多见。当时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已经坐上了红旗，但副总理以下的还没有合适的公务车，上海牌SH760正好弥补这一空白。上海牌轿车是建国后上海生产的最早的轿车。从1958年手工打造出第一辆车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国内唯一普通型公务用车，也是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接待外宾的主力车型。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上海牌SH760系列轿车是唯一的国产公务用车，也是当时中国产销量最大的轿车。“吃大白兔，戴上海表，坐上海车”——上海牌轿车俨然是一种炫耀的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