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