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的分析
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已有意与创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似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
他们终于想到一起，都主张恢复《创造周报》，以“作为共同园地”。郭沫若在忆及此事时说：“鲁迅在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成仿吾去了一趟日本，联合的计划便突然产生变化。日本的左倾文学，使成仿吾更加坚定不移、理直气壮。他和留日学生李初犁、冯乃超等人，反对联合鲁迅，认为鲁迅的文学思想与革命文学大相径庭。
《创造周报》不得不中止，而代之以《文化批判》。冯乃超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第一次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概念，向鲁迅挑战。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心骨，自然要参加对鲁迅大加挞伐的混战。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间，他们同在上海，都是日本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朋友，内山书店经常可见他们的身影。可是，他们竟然一次也未谋面。
内山完造曾将他们两人进行过比较，说：“鲁迅和郭沫若的性格稍有不同。”郭沫若“从事政治，具有政治家的气质”，“鲁迅先生是纯粹的地道的文学家，一旦表明自己的意见，就永不动摇，至今不渝。”一个具有政治家的原则性，一个具有文化人的倔犟个性，当然都不会主动屈就对方，以弥合感情的缝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回避、躲闪，以避免哪怕是邂逅时的尴尬和不安。
郁达夫气愤不过
创造社责难鲁迅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似有泰山压顶之势。他们用刚刚学来的新鲜理论，以空乏的标语口号似的语言批评鲁迅，甚至以鲁迅的籍贯、家族等作为奚落的资料。他们强加于鲁迅的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甚至使用谩骂的语言—“惹出了我们文坛的老骑士鲁迅出来献一场乱舞。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他这老态龙钟的乱舞罢。”
郭沫若也耐不住性子了，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其语气更加刻薄，气势更加唬人。他说，鲁迅“像这样尊重籍贯，尊重家族，尊重年纪，甚至于尊重自己的身体发肤，这完全是封建时代的信念！”
鲁迅和陈源、高长虹争论时，郭沫若还多少理解一点鲁迅。可是，此时的郭沫若又出尔反尔，反说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甚至意气地将鲁迅和陈源、高长虹的论战，喻之为“帝国主义者间因利害冲突而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哪一个猩猩？”为称快一时，他甚至过为己甚地对鲁迅作出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余孽”、“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