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郭沫若与鲁迅失之交臂的悔恨》
鲁迅逝世10年后，郭沫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为自己未能与鲁迅谋面而追悔莫及。他说：“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竟失掉了见面的机会。”他们究竟为什么屡次失之交臂？个中缘由确实耐人寻味。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学灯》增刊上，读到了《头发的故事》，这是他所读的第一篇鲁迅小说。当时，他欣赏这篇小说，觉得鲁迅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是一种自然主义的风格，但是，又“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调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郭沫若还坦言：“我对鲁迅先生的批评，直到他的《呐喊》为止，就是这样。”
正是因为情趣不投，当郁达夫劝他读《故乡》和《阿Q正传》时，他已不是十分在意了。事情过去多少年，郭沫若回忆起来，不免觉得懊悔，他说：“但我终是怠慢了，失掉了读的机会。以后的著作便差不多连书名都不清楚了。”不过，他在评价鲁迅小说和周作人译作时，明显地推崇鲁迅的小说，认为小说为“处女”，译文为“媒婆”，“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
可是，鲁迅却不领情。他说，郭沫若的主张，“我是见过的，但意见不能相同，总以为处女并不妨去做媒婆”。“我终于并不藐视翻译”。由翻译的话题引申而论，鲁迅谈到了郭沫若的翻译风格，“我对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译，不大放心，他太聪明，又胆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成立创造社。成仿吾等年轻气盛，受着苏俄文学的熏陶，思想偏激，撰文批评鲁迅的《呐喊》。鲁迅对此极不高兴，说：“他（指成仿吾，作者注）的‘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既然成仿吾赞许《不周山》，那么，《呐喊》二版时，鲁迅却偏偏删去《不周山》，以“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
“我的去不去似乎没有多大关系”
1924年，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谈到：“近来则虽是奋战忿斗，做了这许多作品的如创造社诸君子，也不过印过很小的一张三人的合照。”所谓“三人”便是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他还动气地批评说，创造社同人在“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作眼中钉”。这几个人中便有鲁迅。因创造社，鲁迅、郭沫若之间结起了怨。
1926年10月27日，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执教的许广平致信鲁迅，盼望他速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鲁迅回信说：“今天看见中大考试委员会名单，文科中人多得很，”“郭沫若、郁达夫也在，那么，我的去不去也似乎没有多大关系，可以不必急急赶到了。”从鲁迅的调侃中可以看出，他是不愿与郭沫若等为伍的。
此时，鲁迅正与许广平热恋之中，为许广平的炽热的感情所动，只得去信解释：“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终究没有成行，他告诉许广平，与郭沫若及创造社间的关系，是因为有好事者从中挑拨所致，如狂飙社的高长虹，“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他还在一篇杂文中嘲讽高长虹的无事生非：“在厦门的鲁迅，说在湖北的郭沫若骄傲，还说了好几回，在北京。”
一直到第二年1月中旬，他才离开厦门来到广州，而此时郭沫若早已离开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