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三世纪后再看“新年的梦想”
鲁迅在看了这一期《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中的“新年的梦想”之后，写了一篇“听说‘梦’”的杂文(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卷，页467-471)。鲁迅体会到编者的苦心是“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梦话之真”。但他认为编者“却大大的失败了”，因为他遇见过一个应征人，“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并不如此”。所以鲁迅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鲁迅也指出，“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但他接着说：“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鲁迅推崇的是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样一种将来的现在”。最后，他也讽刺了梦想做隐士的铁道部次长曾仲鸣(此人抗战时做了汉奸――作者注)、梦想做渔樵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
主编胡愈之也回忆过这一期《东方杂志》出版的前后经过。“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又复业了。……王云五要我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我表示同意。但我和他约定，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我自己来找房子，请编辑，定内容，这一切商务都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号出版，我在这一期组织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这些文章没有骂国民党的，只是对国民党有些讽刺。清样已经打好，王云五却来找我说，‘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我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他马上就说：‘那就不包吧！’就是这样他逼我离开了《东方杂志》。他把《东方杂志》交给了汪精卫的亲信李圣五和陈恭协，由他们当正副主编。……《东方杂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失去这样一个阵地是很可惜的，后来鲁迅先生也说没有必要搞这样一个‘梦’的专栏。今天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如果做得更策略一些，保持这块阵地，对革命文化工作的发展更有利。”(胡愈之，《我的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页23)
尽管鲁迅认为“新年的梦想”这一专栏办得并不成功，有的说梦者，“难免说谎”，有的梦被删改，不少说梦者，空谈理想社会，而并不实践。不过总的看来，说谎者还是少数，被删改的是个别的。大多数应征人还是真诚的。确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在书斋内高谈理想社会，但在应征人中，也有在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和民权的保障而踏踏实实地工作着，奋斗着。其中杰出的代表，例如杨杏佛，作为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人，在1933年6月就被特务暗杀了。而邹韬奋就在7月被迫流亡。(胡愈之，《我的回忆》，页25-26)1936年11月，作为上海救国会领导人的邹韬奋和章乃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今天看来，1933年“新年的梦想”专栏是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很好的社会学调查，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这一专栏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留在内地，迎接或等待解放，许多原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回国，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早在30年代，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有想望大同世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