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严重的灾情，河南及周围军队各部都给与灾民积极帮助。蒋鼎文接到各部队目击各地灾荒的报告，提倡第一战区全体部队参与救灾，具体办法是每月减食两餐。杨虎城的旧部第四集团军第38军在驻地汜水积极响应，办起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每天固定开24锅，有时还根据情况临时增加。汜水周围的饥民经所在村开具介绍就可发票领粥，就食者每日都在千人以上。第17军驻渑池官兵配合节食救灾，先是省出了15万斤粮食，后又拨款开设粥厂11处，增加节粮力度用于施粥。第三十六集团军把节余下来的4万多斤粮食交由各级政治部，会同新安县政府、地方保甲长散发灾民以资救济。陕西关中地区的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1943年春自发节食十日，共得面粉5000多袋，由豫省驻陕粮秣处汇扣拨交。
河南驻军很大一部分属于汤恩伯系统的中央军，该部也积极参与救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第13、第29、暂15军全军，三一分监部，独立第14、第15旅等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共计节粮128万斤，用于救济赈灾。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又分两次放出小麦、杂粮等军粮600石，用于救济漯河大新店镇一地灾民，此地当时没有饿死一人，这在河南大灾中实属罕见。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部、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骑兵第2军及骑兵第8师，第85军等部，也从1943年1月份至5月，筹得赈粮125万斤。此外，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又单独捐出赈粮15万斤。
1942年的河南，当时是抗日最前线，并不是大后方，占据河南的既有国军，也有日军、共产党军队、豫西土匪等各种势力，占据区犬牙交错。救灾中，当时的国民政府事实上做了一定的工作。现在还留存有大量当年河南国统区赈灾文章、历史照片，政府不但在各车站、集镇、街道广泛张贴有抗灾标语横幅，还开仓赈灾。此外还有政府专门开通的免费火车组织疏导灾民坐火车前往陕西、甘肃逃荒的照片。
在此次救灾中，何应钦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举措就是大量收容灾童。1943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来到中原大地，用相机拍下了沿途见到的一切，而这一切使他感到无比震惊。这位美国记者说：“我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个好人，他命令所有的军官都要在营房里收留一名灾区孤儿，所有的士兵都要从每月的配给中扣下一磅粮食分拨给受饿的人们。”
1944年4月17日，日军发起了“一号作战”。大战再次在河南爆发，日军依靠庞大的机械化部队，大有横扫豫中平原之势。日军围攻许昌时遭遇国军顽强抵抗。激战至30日晚上，防守许昌城的新29师伤亡惨重，师长吕公良壮烈殉国。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被日骑兵部队包围，多亏他的一个参谋长亲率警卫部队将日军引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才得以脱身。蒋鼎文深知河南战局险恶，在官庄临时战斗指挥所给夫人和胞弟写了一封绝命家书，其中写道：“我早已以身许国，且为职责所在，一息尚存，当与暴敌拼，人生几十年，免不了一死，生死关头，我一定认得清楚，望勿以我为念。”
5月21日，第三十六集团军总部行至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到日军伏兵袭击，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为国捐躯。24日，日军突入洛阳城内，守军第15军及第94师与敌展开最后的巷战，次日8时，洛阳失守。
豫中会战日军伤亡约4000人，国军的损失更大，据日军统计，阵亡和被俘者超过4万人。
就在中日河南浴血惨烈大会战期间，包括第四集团军在内的许多参与过救灾的军队，都不同程度遭到过当地民众袭扰。当时社会秩序陷入一片大混乱之中。据史料记载，当时有铤而走险抢劫拦路的，有与讨麦士兵发生武装冲突，以致互有伤亡的。各县都有数千民众，向县政府缴契、缴农具、请愿，甚至捣毁乡公所、区署、发起群体暴动的。此种现象，可以说是河南境内随处可见。
当国军士兵面对日本“一号作战”撤退时，乡民们更是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还杀了一些国军，有的士兵甚至被活埋。豫中会战中发生的河南民变和1942年的大饥荒一样，同样值得今人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