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洛阳西工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抗战初期与中共在山西战场有过良好的合作。1941年5月，华北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军惨败。蒋介石认为中共方面未采取配合行动，为此迁怒于卫立煌，在6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检讨晋南战局，此由卫立煌指挥失当所致，且卫已受共党之迷惑矣，烦闷痛苦之至！”
中条山是国军在黄河以北所保有的一块较大而突出的阵地，它的失守无疑对华北正面战场极为不利。在河南叶县，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致电蒋介石：“为振作民心及部队精神，有夺回几个据点之必要。”1942年1月，蒋介石作出人事调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办公厅主任蒋鼎文对调职务，汤恩伯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因蒋鼎文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所以第一战区的实际负责区域涵盖河南省大部。
蒋鼎文，出生于1895年，字铭三，浙江省诸暨人，在国军队内部，他既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 之一，又是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浙江陆军讲武学堂，在东征陈炯明时任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第1营营长，在棉湖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弹穿左肺而不退，一时被传为佳话。蒋鼎文在浙江诸暨老家有着不错的口碑，当地许多老人至今仍念记着他为家乡办学校、建医院那些陈年往事。
1942年1月新官上任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驻守河南，很快就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河南遭遇了大旱灾。先是有些地方一春不下雨，麦收平均只有一二成，搞的人心惶惶。继而整个夏天又未下雨，早秋几乎全部枯死，晚秋即使有些地方勉强种上，也因缺乏雨水和播种太晚，不能结实生籽。偏偏祸不单行，夏秋之交，又闹起了蝗灾。蝗虫满山遍野，遮天蔽日，落在高粱地或谷子地里，翅膀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瞬间就就将禾苗啮光。
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在纪念抗战五周年讲话时指出：“今年若干县份二麦复欠收成，秋旱可虑。至于勘灾请赈更当努力办理，总期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并与尽可能范围内，力求民众负担之减轻，精神之安慰。”
李培基对河南灾情有些轻描淡写，未加重视，没有调查实情。在他看来，各县为避免多出军粮，难免有夸大灾情之嫌，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第一时间把河南遇到的困难上报政府。由于他的失误汇报，给上层造成错误的判断。
1942年6月上旬，日军向林县、陵川、淇县等地发起进攻。国军抵挡不住，纷纷根据总部指示转移太行山区，采取“敌来我走，敌退我追”的方式和日军周旋。但是第40军106师师长李振清决定不按总部指示，联合第39师痛击来犯之敌。6月12日将近拂晓的时候，第106师成功聚歼林县合涧镇附近的一股日军，缴获战马200余匹。接着又在火烧庄与敌人厮杀两昼夜，有力阻止了日军的进一步扫荡。
由于河南大旱，冀察战区太行山游击根据地的给养十分匮乏，官兵主食为玉米。当地百姓的日常饮食也非常拮据，除极少数人家有余粮外，大多数人家只能依靠米糠、红薯干、野菜之类果腹。李振清师长为了减轻地方负担，派人到山西设法搜购军粮，再搬运来，以供军民食用。起初官兵还能每日吃上两餐，后来逐渐供应不上，不得已只好把米、糠观音土渗在小米内，维持官兵三餐。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没有如实报告灾情，但驻军担心影响军粮供应，将可预见的严重情况，通过各种管道向重庆传递。据后来接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茂恩回忆，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重庆晋见蒋介石时，曾经报告过河南灾情，蒋介石听后要他赶快向何应钦反映。未料何说：“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