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革命刊物是由留日学生向国内输入的
补白
李大钊
第一学年
成绩为“丙”
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年开学，来自中国的一位年轻人进入了政治经济科，学号第84。
学籍表上，这位学生的学籍表登记的出生年月为“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六月”。不过他的出生年月应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十月二十九日”，他就是李大钊，不知何故，这位革命先驱初到日本时，将自己的年龄少写了两岁。
跟现在的大学生相比，李大钊的“大一生活”并不算轻松，据当年的《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第一学年中，李大钊必修课达到11门，还包括哲学、明治史和第二外语等选修课。
与许多留日学生相同，李大钊到达日本后，便投入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起草各种文告、编辑《国耻纪念录》等工作，让李大钊的学习成绩并非十分理想。据《早稻田大学进级成绩表》记载，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分别为：国家学原理77分、帝国宪法75分、经济学原理85分、经济学原理65分、近代政治史70分、民法要论60分、刑法要论55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40分、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87分、英文练习66分、论文56分。总计766分，平均66.90分，名次第40，评定为丙。
第二学年（1915至1916年），李大钊再次选了16门必修课、6门选修课。不过反袁斗争的风暴，让李大钊终止了自己的学业，在第二学年刚刚进行了4个月后，李大钊因“长期欠席”被校方除名。
本报记者 吴楠 J210
“司芬克司”号、“鸳特莱蓬”号、“因幡丸”号、“贺茂丸”号……就是乘坐这样一艘艘邮轮，中国青年纷纷东渡扶桑、远涉西洋求索救亡图存的真理。
三李带回“马克思”
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
14岁赴日修学14年——
李汉俊：从最喜欢数学到研究马克思
李汉俊14岁时就随其兄李书城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读完中学，1915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学习，1918年1月回国。从中学到大学，李汉俊在日本读书长达14年。大学期间，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建立了师生之谊，受河上肇的影响，从最喜欢数学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掌握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事大量的翻译工作。回上海时，带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以旺盛的精力进行翻译和撰述。他是《星期评论》社的思想领导中心，曾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
李汉俊一面参与共产党组织的筹建活动，一面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1920年5月，李汉俊写的《强盗阶级底成立》，揭露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还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长篇文章，深刻批评了张东荪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9月，李汉俊翻译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还协助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这是我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部译著。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被公认为党内出类拔萃的理论精英。
李汉俊在中共一大上是少数派，他的主张受到张国焘等人批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6月25日致信李汉俊，信中检讨过去对李汉俊“不公正”：“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在那时候我已经表示了这种意见，并且自那时以后说过多次。现在，我们的同志都同意这种意见。”信中希望李汉俊回到党内发挥重要作用，能以多种方式帮助党进行工作，如帮助陈独秀出版《前锋》月刊；帮助李大钊出版《政治周刊》。马林在回国前，还希望能见到李汉俊。其实，就在马林写这封信前不久，李已于1923年5月自动地脱离了共产党。马林不无遗憾地说：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他的退党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
补白
留日生为何“弃武从文”
弃“数”从文的李汉俊，弃理从文的李达，再加上弃医从文的鲁迅，为何有如此多的先驱者，在接受先进文化的同时，改变了自己留学目的而“弃武从文”？
20世纪初，留日潮刚刚兴起时，多数学生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患意识，虽然学习范围涉及日语、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但面对民族危机，更多的学生还是选择了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留学生们渴望早日实现民族自强，再加上社会动荡下，能够承担长时间留学的学生不多，因此留日学生的一大特点便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的人很多，而能够真正进入大学本科的人只占少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留日学生将介绍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创办刊物成为留日学生中的一股风气，据专家考证，仅是留学生在日期间创办的各种刊物，便有七八十种，其中以政治性或综合性刊物为多，而讨论专业知识的专业性刊物则很少。
也正是对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担忧，激发了留日学生参与政治的热情，留日学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据考证，孙中山成立同盟会后的前三年，可考的379名成员中九成是留日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二李、鲁迅等人作出“弃武从文”的决定，也就不那么令人奇怪了。本报记者 吴楠J210
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
弃理从文专攻马克思主义——
李达：长篇文章论战梁启超张东荪
李达1913年留学日本，攻读理科，希望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因用功过度，患上肺病，不得不于1914年辍学回国，休养近3年。1918年重返日本后，毅然放弃了理科学习，专攻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一年多时间里，学会了日语和法文、英文，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以及大量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日文报刊，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五四”时期，在日本为国内报刊撰写《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残酷剥削，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留日期间，翻译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著作，1918年至1920年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3本书，寄回国内出版，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在反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李达1921年5月撰写长篇论文《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指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
补白
谁让中国人最早知道了马克思
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英文书由胡贻卜翻译，提到了马克思及其学说，这是我国出版的中文书籍中第一次出现马克思的名字。
1899年2月上海《万国公报》上刊登《大同学》一文，是英国进化论者颉德所著《社会进化》一书前3章的节译。文中称马克思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说“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是指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
不过，这些毕竟是翻译外国人的著作。而国人最初译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马君武等人著书立说，都曾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马恩的一些言论。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君武1903年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说“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文后附有马克思所著书“目录”。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撰写《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共产党宣言》等主要内容。中国无政府主义鼻祖刘师培等在一些刊物上，也介绍过马恩及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并不一致，介绍也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带有不少错误和曲解。他们的本意不一定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自此以后，中国知道马克思的人毕竟越来越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