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马克思主义之传入中国，却不是首先来自于十月革命的故乡苏俄。这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前，俄国专制落后，中国留俄学生为数不多。十月革命后，北洋政府仇视苏维埃政权，视社会主义思想为“过激主义”，防范甚严，冒险前往苏俄者依然很少。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通过两条渠道：一由中国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传入；一由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从法国直接传入。留日、留法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最先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带回了中国。
周恩来（中）与留日同学在东京合影
“社会主义”一词从日语中引进
十月革命以前，由于国内不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十分粗浅，支离破碎，同时工人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所以马克思主义未能引起注意，对中国社会影响不大。受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大批有志的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决心到国外去追求新思潮，寻找救国的出路。
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吸引中国许多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此时日本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首先由日本传到了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介绍到中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当时在中国颇为流行。“社会主义”一词就是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李达回忆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
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
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
早稻田大学的反袁分子——李大钊：北大开课唯物史观、女权运动史
李大钊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5月回国，只两年多时间。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他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李大钊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率先发表论文和演说，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说明他在留日期间已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10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人民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全新认识。一些学者指出，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的影响而写成的。他不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概要，同时阐明了自己带有批判观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此外，李大钊于1920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等5所高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