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台湾民主改革契机:国民党指使竹联帮暗杀名记者

　　11月19日清晨，投票正式开始。国民党党员、投票所监察主任范姜新林，来到设在中坜小学的213号投票所，监督投票。上午10时30分，年过七旬的钟顺玉夫妇因为视力不好，正在商量如何圈选，此时不该进入选民圈票区的范姜新林走上前来，拿过两位老人的选票，看了看后说是废票。此时，党外派来的邱姓监督人当即现身，称范故意把油泥抹在选票上，致使选票作废。事后，桃园选举监察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废票确是因为两位老人在选票上盖了私章所致。

　　但监察主任擅离岗位一事引起群众强烈不满，长久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开始发作，双方发生言语争执和肢体冲突。桃园县警察局得知消息后派出大批警察赶到现场，将监票主任带走，其实是将其保护起来，对此，选民更加不满。随后，国民党舞弊的消息从其他地方不断传来，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愤怒的选民们聚集在一起，将中坜警察分局围得水泄不通。直到次日凌晨，台湾当局宣布已将舞弊人员法办，同时公布许信良以高票当选为桃园县县长。对国民党的迅速反应，民众表示接受，这才逐渐散去。

　　这是国民党去台后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以来发生的规模较大的一次政治性事件。由于参与的民众人数太多，考虑到对岛内外的影响，对此事蒋经国没有进行武力镇压，事后也未逮捕任何参与的民众，但事件造成的震动是不容否认的。此时的党外势力已逐渐壮大，实施政治高压政策可能带来危险。事件平息后，蒋经国数次发出指示，在以后提名候选人时，要注意考察学历，让劣迹少、名声好的党员出场；同时注意修正竞选方式，以增加取胜的根本条件和改善国民党的参选形象。为完成这一转变，蒋经国同意“中央党部组工会主任委员”李焕辞职，改组负责国民党选举事务的最高党务部门——“中央组工会”。

　　而这种胜利成果让党外势力从事件中受到极大鼓舞。在当年的五项选举中，党外人士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一举夺得30%的选票。其中二十个县市长席位中夺得四席、七十七个“省议员”席位夺得二十一席，五十一个台北市议员席位夺得六席。这种结果，对于党外运动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也激发了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参政议政的热情。

　　许信良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曾两度当任民进党主席，后又因反对陈水扁而退出过民进党。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早在1999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就主张早日实现三通，并认为未来台湾主要销售市场在中国大陆。他还呼吁早日改变台湾与大陆间接通话一年要多花十多亿美元的不合理局面。据《统一中国》一书介绍，他还在同一时期，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大学上学，这对两岸文化交流无疑是一种表率作用。

　　四、美丽岛事件——在野派的叫板

　　美丽岛中英俊多，欲开风气遇隔阂。

　　龙蛇趁势成凶猛，汇聚洪流向漫坡。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

　　中坜事件之后，台湾本地的党外人士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主要反对力量。为了巩固在“五项选举”中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分享政治权利、宣传社会思想，1979年9月，由黄信介为发行人、许信良任社长、张俊宏任总编辑的党外政论性刊物《美丽岛》在台北创刊。该刊不仅言论激烈，而且来势凶猛，仅社务委员就达七十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并在全岛设立十多个办事处，大有借创办刊物集结力量以创造实质性政团的势头。

　　如果说七年前的《大学》杂志只是以党外人士为主的书生论道，中坜事件是因国民党在地方选举时不择手段而导致街头行动的话，那么美丽岛事件则是结合了两者特性的一次总爆发。按《我们台湾这些年》里的话说：“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计划行动。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部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上6点，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三千多名群众情绪激昂。集会组织者多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的规模远远大过中坜事件，是1949年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警民冲突，共造成双方约两百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搜捕事件参与者，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一百五十二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虽然国民党利用戒严体制的法令抓捕了事件的重要参与者，却在次年的大审判中展示了其开明的作风。按戒严体制，国民党启用的是军事法庭审判，但并未像以往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或是60年代的军事审判那样，有太多的限制和操纵，而是可以让对方聘请“辩护律师团”进行辩护，律师团可以与官方进行交锋。同时法庭也有限向社会开放，各大报纸均可向政府发言人发问，并可轻易得到判决和律师答辩书。这些宽松的细节在以往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这说明蒋经国已经有意识地想松动国民党在台湾的戒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