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
中央工作会议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党内已是不争之议，不必等邓回来了，因为大家都清楚邓的立场。但是，有些人却非要把此事归功到个别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这似乎太牵强了。
就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而言，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等同志就在发言中提出来了；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等同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据《会议简报》）。
陈云同志在11月12日的小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包括“天安门事件”问题。按陈云同志的说法，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他就“密见”了叶帅，两人充分交换了意见；并说叶还跟他谈到了人事问题。可以说，陈云同志在小组会上讲的内容，叶是了解的。正如“于书”中所指出的，以陈云在党内的资深地位，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在与会者中激起了重大反响。
在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陈云一直在杭州休养（住柳浪闻莺，原“谢家花园”），我拉着刘诗昆的亲属们去杭州，恰好也住该处。张秀夫同志（时任浙江省委警卫、接待处处长）告诉陈云我来了，他老人家就约我谈话。
我将北京发生的事情较详细地报告给他，反对“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等问题，差点没赶上七点半返回上海的火车。尽管陈云同志因在杭州对北京发生的新情况还是比较闭塞，但是他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的立场是旗帜鲜明的。对于“于书”及其他一些人提出的，关于陈云的发言冲破了中央常委集体领导对会议设定的框框，起到了扭转议题的重大作用问题，本人认为，中央工作会议原本就有首先拿出3天时间来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议题，讨论中当然会涉及到重点转移会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题。陈云等老同志就是按此议题发言的，因此，说会议设定了框框似与事实不符。
导致会议议题扭转的原因，恰恰应是中央常委通过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重大决定。此举令与会者及全党、全国人民为之欢呼和振奋，激起与会者放下了包袱，解放思想，畅所欲言。与会者既直言批评“两个凡是”及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犯错误的同志，又对在“天安门事件”和“文革”中犯错误同志提出了批评，从而展开了热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解决了思想认识及政治路线的争议，又促进了平反“文革”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同时还在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批评的基础上，顺利地实现了党中央领导的人事变动，确立了邓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这应是三中全会最具体、最重要的成果。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来往联络于各常委之间，华、叶、邓三位常委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他都参与了，实际上扮演了秘书长的角色，似还兼顾了会务工作，应该说胡耀邦对三中全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许多老同志在这段历史时期所做的工作和贡献，特别应提到的是王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之初，王震出访英国。回国后，他对会议的进展感到十分振奋，前往军科二号楼拜会叶。他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政治局，叶回答道：“你们在台下讲，我在台上呼应。”
王震是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陈云同志应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的发言者。
他是“串联专家”，经常来往于叶、邓、陈等老同志之中。
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三中全会在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和以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为代表的中央委员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应该肯定，华作为会议的主持者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德平的回忆中提到，胡耀邦说是华下决心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用胡耀邦的话说，是华“锄开了缺口”。
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可引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的发言，他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 《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确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
至于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于书”说，因为后来人们认为邓的讲话最全面、最深刻，所以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本人认为，华、叶、邓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正因为中央常委领导集体当时没有点明谁的发言是主题报告，才凸显出“于书”中多次提到的，该会议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央常委集体领导下进行的，体现了党的领袖是党的领导集体，实现了邓在常委会中提出的“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的英明主张，成为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贯彻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原则、体现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光辉典范。所以，叶才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报告中指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