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12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图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左起）在主席台上。 采自《图片中国百年史》，山东画报出版社
叶力促邓复出
粉碎“四人帮”后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工作重点在于稳定全国局势，清理与“四人帮”有关联的帮派分子，重新任命一批老同志到各岗位工作。这时发生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以及对“两个凡是”的坚决抵制。
邓小平的复出本身就是对“两个凡是”最大的挑战，是对“两个凡是”斗争的决定性的首战胜利。
邓还在301疗养之际（此时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召开），叶就开始为邓的复出做工作。叶在玉泉山九号楼向华、汪不止一次提出，要邓重新工作，华、汪均未反对。当时李鑫也在场。华、汪确也提出过需做“党内的转弯工作，水到渠成”。
后来在玉泉山四号楼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叶坚持和做工作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安排邓出来工作。
为此，中办周启才局长奉命与叶办王守江主任商量如何向邓送文件，以便其了解熟悉情况。鉴于邓尚未复出，只好把送邓的文件写上“王守江收”，由王转邓处。为邓出院后的住处安排，华提出为了安全，安排在靠近叶的住处。因而，一致决定邓住进西山二十五号楼（据王守江回忆）。可见华对邓还是善意和关怀的。
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除了邓复出问题外，叶还向华、汪提出，陈云也应回到中央来。但有人以“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予以反对。因此，陈云的问题未能在这次会上得到解决。
“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曲折
“于书”中提到，华在1977年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天安门事件”时，提法比以前有所变化，肯定了绝大多数人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但未能改变事件的定性。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夕，叶几次向华、汪提出“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但未说通。他们坚持这是主席定的性，不能改。后来，华提出“解放大多数”。对“天安门事件”虽未平反，但定调已有所松动。这就是“于书”所提情况的由来。
在此前后，以陈云、耿飚、王震、王诤等为中心的老同志有个议事组合，我与他们均有联络并通报情况。当时的中心议题是邓的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在他们得知邓复出已无大碍后，主张要集中火力转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对“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尤其关注，得悉外间传闻反对平反最坚决的是吴德后，他专门把我和叶帅的小女儿叶文珊召到西山二十五号楼。在卫生间里，邓指示我们下山去串连这批老同志，发言点吴德的名。我们遵此照办了。
巧的是，第二天上午，叶文珊和我陪叶散步。叶文珊问叶帅：“爸爸，‘天安门事件’问题能解决吗？”
叶答道：“谈了几次未谈通，最后同意解放大多数，说性质不能改，是主席定的。”
听到这个情况，我觉得“天安门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不能解决，不宜鼓动老同志点吴德的名了。为此，我又立即向他们通报了消息，他们得悉后都很气馁，有的干脆不发言了。
但是，王震同志却仍坚持要点吴德的名。他的向秘书无法说服他，很着急，连夜把我召到王震同志在皇城根大院的住所。经我斗胆坚持，王震同志发言提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未点吴德。
陈云同志也是如此。陈的发言中还提到中央有同志提出邓出来的问题，所谓的“中央有同志”指的就是叶，因为他已知内情。
这就是这次会议中的插曲。
邓虽未出来，但实际上已关注和间接参与政事了。
至于1978年11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于书”作了很多考证，其中有些内容值得研究。所谓经政治局开会报常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有的文献单位的注解太不负责任了。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当天中午，我向叶说，《北京日报》登载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他笑着跟我说：我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后来得知，这是华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