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6月，叶剑英、胡耀邦在上海。 图片由作者提供
关于“真理标准”一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就离不开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了。
叶是一直反对“两个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于书”中也多次提到了。
那时，胡耀邦是通过冯文彬同志直接与叶联系的。冯文彬早年在中央苏区时，与叶帅就熟悉，此时他与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冯文彬同志经常来叶驻地向叶汇报，叶对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对“真理标准”文章，叶是最早看到并明确予以支持的，他还让我们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吴冷西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指责以及汪东兴所持的立场，我们都及时向叶汇报了。
关于《红旗》杂志组织写的《重温〈实践论〉》（编者注：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篇文章）一文，“于书”提到，是叶特地在常委会上提出来并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公开摆出来谈谈。
在这里补正一点，关于《红旗》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提出了六条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维护“两个凡是”观点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
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同志把哲学所的意见交给我，让我转“叶、邓”审阅。我即送邓办王瑞林秘书，留交王秘书处理。
随后，我又将之送交叶办王文理秘书，王秘书说，太好了，正好首长交待我们对《重温〈实践论〉》都要看一看，提出看法和意见。
我请王文理将该文立即送叶审阅。
这就是叶就《重温〈实践论〉》在常委会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由来。
《重温〈实践论〉》最后未能发表，也是因叶提出不同意见，汪表态不予发表了之。这应是叶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证明。
反对“凡是”及组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除了胡耀邦等外，应着重提及的还有耿飚同志和王震同志。
作为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同志，在《人民日报》要发表“两个凡是”社论时就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立场鲜明，态度明确。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成为反对“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强阵地的原因之一。
王震同志几乎是走街串巷地找老同志交换意见，他多次找叶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其激动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像个“角斗士”。
因此说，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是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关于华国锋同志
关于华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态度，可见胡德平的回忆文章（《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财经》2008年第9期）。胡德平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一个月后，《理论动态》又发表了一篇《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篇文章胡看了五遍，华看了两遍。
胡德平的文章还提到，王任重问华，关于“真理标准”一文是怎么一回事，华回答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可见，华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态度与汪是不一致的。
胡绩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曾说过，当汪严词批评他们时，华在场，但没有表态赞同，他因此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见《胡绩伟自述》）。
实事求是而论，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在开展反对“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等方面，华的认识也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逐步有所改变和进步。他是很谨慎的，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不合时宜的表态。他能意识到大势所趋，面对现实。如对已成“不争之议”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初，他就布置北京市予以平反。
华犯的“两个凡是”的错误，如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究其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恐怕更有教益。“凡是”问题，在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由来已久。柯庆施在“文革”前就有句所谓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在“文革”期间，“凡是”达到顶峰。即使是像邓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同“四人帮”斗争的时候，也不得不曾以“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凡是”去抗衡“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凡是”，当然，这是一种斗争的智慧了。反对“两个凡是”，实质上是反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纠正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只不过那时都还不敢揭开这层面纱。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至于华的所谓“洋跃进”错误，也要实事求是。
最近看到陈锦华同志谈“洋跃进”问题的谈话，他指出，正因为这种指责，造成原来准备上马的22个大型项目大部分下马，宝钢成为“靶子”，被迫下马后，又不得不来个分期建设。
邓小平后来也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
这实际上为华国锋犯的所谓“洋跃进”的错误平了反。
“于书”中考证了“三中全会”的来龙去脉。其实，会议的主题和成果，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共识。如党的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这当然是邓、叶，也包括华在内的中央常委集体的共识。
邓小平是1978年11月14日晚上从新加坡出访回京的。回国后，他到军科二号楼与叶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邓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
随后，邓在常委会上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华及各中央常委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就有了华在闭幕式讲话中的这段话：“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再写华主席、党中央了，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多宣传老同志。”
后来，中央还专门发了不要突出宣传个人的文件。反对突出宣传个人这一思想，应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对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