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各一方
正在吴晗和袁震热恋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各大院校都已外迁，吴晗也应云南大学之聘到昆明去，他很想带着袁震同去。可袁震此时病情虽已稳定，但还不能下地行走，为了不拖累吴晗，她毅然决定自己暂时留在北平。两人只好依依惜别。吴晗深情地说：“我这一去虽关山万里，但决不会忘记你，也决不会移情他人!你要充满信心，战胜病魔，争取早日康复，一旦你能下地行走，我就接你到昆明去。”
袁震也动情地说：“你放心去吧!我一旦能下地行走，一定会想方设法飞到你的身边!”
吴晗到昆明去的路上，沿途每到一地就给袁震写一封信，报告自己平安的讯息，以免袁在病床上牵挂。在昆明教学期间，吴晗除了每月照常给袁震寄去生活费外，每隔几天就要给她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鼓励她战胜病魔。他的每一次来信都使身在敌占区而又孤独于病床上的袁震感到温暖，充满生活的希望和信心，给吴晗回信也成了她最大的快事。她把自己的心自己的情尽情倾泻于尺牍之上。一封封两地情书飞越重重关山，把昆明和北平的两颗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吴晗对袁震执著的爱情像一副天下最好的良药，使得袁震一天天康复起来。1939年春，袁震终于能下床行走了，她万分欣喜地给吴晗去了一封信，并决定立即动身去昆明。5月，她在姐妹的搀扶下，从天津乘船来到了越南海防，吴晗专程赶到这里来接袁震，分别两年后两个相爱的人终于在异国他乡重逢了。
为了照顾大病初愈、生活尚不能完全自理的袁震，身为西南联大名教授的吴晗自己动手做饭、洗衣、挑柴、买米。晚上他把袁震扶上床安寝后，才开始挥毫著述。尽管忙得不亦乐乎，但吴晗心情却格外快慰，特别是每天晚饭后，他都要搀扶着袁震去散步，两人在乡间的小路上，在夕阳的余晖中，情深意浓。
在吴晗的精心照料下，袁震渐渐可以自己走路了，渐渐地可以料理自己日常的生活，脸上也有了红润之色。
爱至永恒
1939年10月的春城，金桂飘香，姹紫嫣红。而立之年的吴晗和年已32岁的袁震在经过种种磨难和心与心的撞击后，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他们长期用心血浇灌、培育的爱情之蕾终于绽放。他们在简朴的小屋举行了婚礼，向世人昭示了爱情的伟大和力量。
结婚后，袁震觉得吴晗的历史研究具有推进人类进步的作用，于是她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一心一意当了吴晗的助手。她一边精心照顾吴晗的生活，一边为吴晗的文章润色誊写。吴晗终于成了全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他的身边有这么一位学识渊博、见解独到、默默无闻的家庭学术顾问。
吴晗曾说过：在我的每一篇文章里都有袁震的心血。吴晗还说过：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经袁震的介绍，吴晗认识了董必武，开始为党工作。
北平解放后，吴晗参加了北京市的领导工作。有一次，北京市军管会的几位领导为北京市的筹建顺利饮酒庆贺，吴晗由于太兴奋太激动大醉而归，第二天还昏昏沉沉。吴晗原来决定这天和袁震商定一篇文章的，结果泡了汤。从这件事上，袁震想到了饮酒误事的问题，于是她提笔给军管会主任聂荣臻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从吴晗饮酒误事想到其他领导切莫饮酒误事的建议。聂荣臻看后十分高兴，称赞吴晗有位好夫人。这是袁震同志结婚后惟一的一次干预政事。
新中国成立后，袁震依然放弃了可以到大学当教授和到大机关工作的机会，默默地为吴晗整理文章，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声浪铺天盖地的时候，吴晗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担心袁震因此受到连累，劝她回到光化老家隐居起来，袁震却坚决地说：“即使天塌下来，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1969年春，当吴晗在狱中被迫害时，袁震被打入“劳改队”，因病去世;同年10月10日，吴晗也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吴晗平反昭雪。9月14日，吴晗和袁震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吴晗和袁震一起重新走进了人们的心中，他们那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也将不朽于青山绿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