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案”埋下隐患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再次抬头，而且出现一种新的腐败模式——党政要员和台湾黑社会相互勾结。其中，轰动一时的“江南案”使国民党的形象跌至谷底，并为日后台湾盛行的“黑金政治”埋下隐患。
1984年10月15日9时许，著有《蒋经国传》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旧金山的寓所里用完早餐，准备开车出去。就在他打开车门的一瞬间，一把左轮手枪瞄准他的眉心，“砰”的一声枪响，刘宜良当场倒地身亡。
经调查，凶手是台湾黑帮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以及手下吴敦、董桂森。陈启礼返回台湾后不久，就在1984年11月12日展开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中被逮捕。但台湾各界普遍相信，指使陈启礼漂洋过海去杀人的是台湾情报部门，当时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很可能是蒋孝武对刘宜良写《蒋经国传》十分不满，决定清除。
1985年1月10日，蒋经国下令逮捕军事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汪希苓承认一切都是自己主使的。3人进入军事情报局看守所服刑， 6年后被假释出狱。
台湾当局坚称，情报局长勾结黑社会诛杀刘宜良，是个人行为，与当局无关。但刘宜良遗孀并不同意，她在美国起诉“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亿万美元的天价赔偿。几经斡旋，台湾当局以145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与她达成和解。“人道恩赐金”相当于“抚慰金”，台湾当局以文字游戏避免了“杀人赔钱”的尴尬。岛内外舆论同声痛斥国民党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并怀疑其中有见不得人的巨额金钱来往。
1985年，台湾又爆发“十信案”。“十信”是“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的简称，它是台湾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信用合作社。1983年，“十信”理事会主席蔡长洲当上“立法委员”，跻身国民党官场。他勾结国民党官员，肆无忌惮地挪用“十信”资金，进行非法放贷，一年就达数百亿台币之多，最终造成巨额亏空。
“十信案”牵连到多名国民党高官，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以及“经济部长”徐立德、“财政部长”陆润康相继被迫辞职。
“十信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向国民党发出了如果不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警告。从此，台湾开始走美式民主道路。蒋经国和一批国民党人相信，这种制度将是解决腐败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蒋经国的希望落空了。美式民主制度在台湾的推行不仅没有根除腐败，反而导致各种丑恶现象愈演愈烈。蒋经国去世后不久，在李登辉的操弄下，台湾政治变成了名符其实的“黑金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