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和尚点卯”骗军饷
到1948年前后，国民党腐败之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军队，军官克扣军饷，军需发放不及时，经常冬天发夏装，夏天发棉衣，士兵的基本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吴国桢回忆过自己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发生的两件事——
1949年初，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找到吴国桢：“士兵的薪饷很差，伙食也差，你必须设法改善他们的状况，否则他们很难保卫上海。”吴国桢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商界人士的帮助下拨出了一笔令汤恩伯满意的款项。但吴国桢提出要求，不发现金，只发食品与燃料配给证，并坚持由一个独立的检查组对士兵进行正式点名。汤恩伯答应了，一切看似进行得很顺利。几天后，吴国桢到一家寺院参加追悼会，熟识的方丈把他叫到一旁，表达了对上海未来的悲观。吴国桢安慰他说：“在市郊有大约30万军队，到危急时刻他们会干得很好。”方丈瞧瞧周围没人，便悄声说：“市长，情况并非如此。你知道我们寺庙有300多名和尚。当你的检查组来点士兵人头时，我们所有的和尚均被事先安排穿上了军服。这个地区点名时答到的，不是真正的士兵，而是我们的和尚。如果这里可能发生这种事，那么别的地方也一定有。所以，你的30万士兵在哪里呢？”
还有一次，汤恩伯找到吴国桢说，自己的部队缺少汽油，要他想办法解决。吴国桢用从商家筹集的经费为汤恩伯买了必要数量的汽油。没多久，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就向吴国桢报告说，汤恩伯的司令部正在黑市上抛售汽油。
作为戍卫首都一带的将领，汤恩伯尚且如此，整个军队的情况可见一斑了。
在中央，裙带关系导致的特权泛滥，已经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据《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一书记载，“立法委员身在立法院，实际上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以立法院的经济及资源委员会为例，“42名工作人员中有17位女性，她们不是这个部长或次长的姨太太，就是那个院长或委员的儿媳妇。说到工作能力，还有好几个不识字的。”1948年端午节前一天，几个广东籍立法委员，不顾战时运输紧张，心血来潮要乘当天下午的飞机回广州过节。立法院办公厅秘书张肇源亲自出马，硬向空军司令要了一架第二天早上起飞的军用飞机。可那几位立法委员很不满意：“端午不像中秋是晚上过，而是明早过，你叫我们明早才走，这不是明明在开我们几个人的玩笑吗？”几个立法委员跟张肇源由争吵到大骂，由大骂到动武。
在地方，不管多小的官，能贪一点是一点，不贪反倒不正常。在四川渠县，地方法院是“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不管什么案件，一拖就是一年半载，不走后门的人永远休想打赢官司。就算打赢了，一份传票或判决书，“送达费”起码得勒索乡民一二斗米。
蒋宋孔陈才是“大老虎”
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军费开支空前庞大，南京政府便滥发纸币，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如脱缰之马一路猛涨。到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是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比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
经济近乎崩溃，国民政府不得不宣布废除法币，改发金圆券，管制物价。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禁止私人持有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1948年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
当时，除了各路军政人马和大资本家，还能有点黄金、白银、外汇的，就只有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了。他们将辛苦积攒下来的黄金、白银、外汇换成金圆券。蒋介石也知道，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一招能否成功将决定国民党的命运，他让蒋经国带人到上海打击奸商，维持金圆券稳定。这一行动被称为“打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