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薄一波和孩子们在一起。下图：1967年，薄一波在狱中的申请书《要求见见我的孩子们》
“关键时刻我挺住了”
“文革”中给爸爸安了三大罪状，其中之一就是所谓“山西问题”。大约是在1967年8月间，爸爸在批斗会上听到了新内容：“8月27日……本周共揪出8次，连同专案小组一次为9次，……也开始了‘新’的，如：清算所谓‘牺盟路线’，投靠阎锡山等。”
这是康生直接授意的：1967年8月4日，康生召集“彭真专案组”及各组办案人员讲话时向“薄一波专案组”授意：“彻查有关敌伪档案，弄清薄一波与阎锡山的红皮白心的关系问题。”1968年4月26日又指示：“薄一波专案组当前的问题就是抓特务关系，投靠阎锡山的问题也是特务关系，要好好把这个问题抓住。”1968年7月20日，专案组提交了《审查报告》，其中将爸爸受北方局指令去山西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说成是“投靠阎匪，做了阎匪的大特务”；将“十二月事变”后爸爸率新军加入八路军序列说成是“钻进革命队伍”；等等。7月23日康生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件整理得好，可做呈阅件。”转报了党中央。
被诬陷为“红皮白心”的那段抗战历史对爸爸来说是刻骨铭心的，那是他亲历的、辉煌的、艰苦卓绝的历史！我有一份当年爸爸在被“监护”期间写的有关牺盟会、决死队的“交代材料”——《在山西搞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年》，这份材料是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回忆的情况下一气呵成的，约1.5万字，内容涉及当年如何受命、如何与阎锡山约法三章、阎锡山为什么会用共产党人、如何接办改组牺盟会、如何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包括营救王若飞出狱)、如何组建新军、秋林会议后的对策、“十二月事变”等被歪曲污蔑的关键问题。爸爸将这3年分为3个阶段来叙述。其中提到各方人士多达40余名，时间精确到月、旬。
彭德怀在狱中被问及牺盟会、新军时，有这样的书面答复(1969年9月12日)：“……牺盟会在上党区各县都有公开机关，多数牺盟负责人是共产党员(秘密的)或党的同情分子，也有少数坏分子。上党区有一、三两纵队，一纵队司令是薄一波兼，三纵队司令是董天知(秘密党员)，经过党的秘密关系进行领导。他们也以救国名义，进行一些群众组织，如妇女救国联合会等。……也没有听说，在牺盟会中有三青团组织(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1939年夏阎锡山开了秋林反动会议，是与蒋介石当时反共高潮同呼吸的。会议后，薄一波来到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时，同我谈到阎锡山又退回到抗日以前的反共时间(时期)，要用电鞭式政策对付共产党，意思指共产党是老虎，玩老虎的人要用电鞭才能制服它。……当时我和薄一波交换了意见，……决死一、二、三纵队要有协同动作，统一的抵制阎锡山的反动政策，薄表示同意。”
不知是爸爸无数次的抗辩，还是专案组找不到证据，连他们自己都感到这种诬陷是“无稽之谈”，1972年9月以后，其上报的《受审人员处理意见表》也不再提“投靠阎匪”、“阎特”，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想到爸爸这12年的遭遇，其中8年是单人监禁，形单影只，家人音信全无，面对的只是谩骂、污蔑、侮辱、殴打，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我觉得爸爸有1000条理由倒下、放弃、绝望、崩溃。然而事实上爸爸的心里却有1万条理由要坚守，即便是独自一人，他也要坚守在那块阵地上！因为那不仅仅关乎他个人，而且关乎到他身后千千万万人的清白，关乎历史的真实！
爸爸居然挺过来了，天地间果然有正气！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爸爸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1977年，爸爸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我的一生是献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做过一些工作，也犯过一些错误，问心无愧。‘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一次，我与爸爸谈及这段经历，爸爸的自我评价是：“关键时刻我挺住了！”我想，经历过“文革”那场劫难的人都应该能掂量出这句话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