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平反后收到的部分来信
来信记录真挚感情
1978年底，爸爸平反了。消息一经传出，来信便如雪片。现在我能看到的应该远远不是来信的全部，因为不少来信显示，那已是第二或第三封信，他们此前已接到过爸爸的回复(或批写在原信上寄回，或亲笔复信)。我想在此文中摘录这些信的原话，因为那是最真实、又是最真挚、生动的记录：
“直到我给您写信那年(1979年)(我的问题)一直迟迟不予以平反。您老人家得知后，在我的信上写了几句话，您让我等待落实政策，并说等问题落实后，有机会见见面，有什么问题给您写信。当我看到您那父亲般的亲切话语，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到了1979年11月份，我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落实。”(烈士冯彦俊之子、牺盟会通讯员冯永义，1981年12月19日)
“接到您的复信，我们非常激动，真没想到伯伯会在百忙中那么认真地亲笔回信。……我妈妈看完信感动得流出眼泪，伯伯的亲笔信对她多年来受了无数次打击和挫伤的心是莫大的安慰。”(崔振三之子崔云宁，1980年1月1日)
“去年王新三同志带来你亲笔为我写的有关历史证明，使‘文化大革命’以来拖了多年关于我参加革命年限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许铁民，1980年1月11日。秘书记：薄老已于1980年1月18日复信。)
“您在百忙中亲自看了我的信，并给予了回信，使我万分感激。关于我要求证明的问题是这样的。”(张儒英，1980年1月23日)
“近从王世荣同志处，得悉首长回信，当即使我如同久压胸中重石落地。”(樊印才，年份不详，12月4日。秘书记：已复。)
“那时您正住院治疗，您的儿子熙宁同志代笔回了信，我老泪横流，因为这封信为我解除了身上的枷锁，洗刷了我心头的积怨。”(原决死队特务中队中队长李景荣，1994年2月19日)
“首长在百忙中很快把我的信批转北京军区，使我深受感动。军区已于1983年9月20日确定我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7年5月参加国民兵教导团算起。”(张希诚，1984年3月12日)……
抗日武装却被诬蔑为“伪军”
记得当时还有不少人找上门来向爸爸倾诉，有老战士也有他们的亲属。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是抗战时期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武装，而对这一组织、这一军队的评价有着曲折的过程。尤其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阎匪”，甚至“伪军”。可想而知，当年这些与“薄政委”共赴国难的牺盟会员、新军战士在“文革”中承受了怎样的磨难：
“我母亲能投身到党所领导的山西新军参加革命是件大好事，是走对了。……1968年7月，我母亲被迫害致死。在她去世前，我回家见她最后一面的那个夜晚，她特意向我叙述了在新军时的一幕幕生活，她提及您时说‘也不知薄政委怎样了’。……受我母亲的株连，我兄妹五人几乎到了家破人亡、一贫如洗的境地。”(马英之子马建生，1979年1月10日。爸爸在信头上批嘱弟弟薄熙成回信：“爸爸看了你的来信，说马英同志是他的老战友。说你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苦了，这是历史现象。所遗留问题可向组织继续要求解决，估计在三中全会后的形势，问题是会解决的。”)
“您虽然不认识我，但您在我的心目中却很熟悉，因为从小就常常听爸爸讲他抗日战争时期跟随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许许多多事情。……整整十多年我们全家都因爸爸的‘罪过’而过着被人欺凌侮辱的日子，爸爸的胳膊被打断不给医治以致成了残废，妈妈双腿被打残至今寸步难行……”(崔云宁，1979年12月6日。爸爸在信头上写了大大的几个字：崔振三，暂存。)
“父亲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薄伯伯的亲自指导下，一步步走上革命道路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林彪‘四人帮’掀起的‘肃薄(一波)肃李(成芳)’恶浪的冲击，并被坏人踢伤肾脏，以至于右肾脏被切除。”(梁中玉子女，1980年5月17日。信上秘书记，爸爸发了唁电，并与其子女面谈。)
“我是张翼天的女儿，我父亲曾在山西抗日根据地和您一起生活和战斗过。……公安局人告诉我：‘因你父亲态度顽固，被拘留了。’……公安局的人当时指示我说‘你父亲不能写字(半身不遂)，你帮他好好回忆，交待他过去在山西决死队的情况，要写详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张彬，1980年1月2日)
“首先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对我们的关怀。……我父亲和其他许多在牺盟会决死纵队工作过的同志一样，‘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员、反动军官。”(樊建德之子樊向群，1981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