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1939年1月，薄一波在山西沁县南沟村。上图：1938年8月，薄一波（背向者）与战士摔跤
“希望你为牺盟会多说几句话”
不少信没有提什么个人要求，甚至是匿名的(还将可能透露信息的信纸字头部分裁掉)，只是鉴于“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的教训，希望尊重历史，要求爸爸将山西抗战这段历史说清楚：
“牺盟会这个组织是革命的，而且在抗日战争初期它吸引了大批青年加入了革命队伍，这一点我是了解的。但是这个组织在别的地区的一些人，有的就不太了解。……现在你老人家这一辈健在，这个问题容易说清，假定在百年之后，由谁能说清这个组织(牺盟会)在革命历史上的作用，我曾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去信，烦请你老人家给其他老一辈人考虑，可否说明这个牺盟组织在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历史上的作用，以便后人能够知道革命征途上有这样一个革命的史事。”(霍仁秀，1981年2月1日)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在1936年，山西一开始成立牺盟会，我就在太原同蒲铁路上，参加由你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组织。……由于没有中央文件，这里的领导人大部分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对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历史不了解，也无文件可查，……‘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整了你，我参加过牺盟会的历史也成了不明不白的历史问题，连提都不敢提。……我认为牺盟会决死队是当时革命组织的一部分，中央应该有个明文规定。”(邱生云，1979年1月5日。爸爸在信头写：“简复，信收到了。谢谢。”)
“但就在长期的频繁的拳打脚踢、火烤、棍棒打、烈日晒、蚊虫咬……残酷的折磨下，我都没有丝毫改变你是好老师、好党员、好首长、好领导的信念。十年中我没有说过你一句(坏)话，没有写过你一个坏字。……关于山西抗日决死队和牺盟会，山西人民是有公正评价的。但有一些不明历史情况和有意贬低决死队和牺盟会的人。……‘十年动乱’中更是把决死队、牺盟会打成了‘最坏最坏的反革命组织’。……你是牺盟会、决死队的头，我们跟你走过一段艰苦的路，希望你为决死队、牺盟会多说几句话，把党的这部分历史讲清楚，恢复决死队、牺盟会的本来面目，为牺盟会、决死队恢复名誉，为我们牺盟会员、决死队员恢复名誉。……三中全会以后，你见报的两篇文章里曾说到牺盟会和决死队，这使我们很高兴，但我觉得话说得少了点、轻了点，以后有机会请你多说两句。因为这不仅是你的事，也不仅是我这个写信人的事，而是涉及到千万人的事，涉及到千万人流血牺牲的事，涉及到党的这部分历史本来面目的事，你应该把这事说清楚。”(匿名，1981年7月11日。写信人提到他曾在晋绥军区第八军区司令部工作，1943年曾护送过爸爸通过离岚公路封锁线去延安。爸爸在信头写：未署名的来信，存晓予［秘书］处。)
“1982年8月是山西抗日决死队成立45周年，恳请你写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到人民日报上。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个人、党派、团体(有的比决死队大，有的比决死队人还少)常见到纪念他们的文章，写一篇纪念山西抗日决死队的文章上报，也是有益的，因为它是千万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而且有许多烈士流血牺牲。”(匿名，1981年8月8日，从笔迹上看似与上封信同出一人之手。)
抗战初期，山西人口也就1300万。到1939年夏，牺盟会的会员竟发展到300万之众！山西新军主力50个团加地方武装达10万人，参加这一由共产党实际领导的特殊形式统一战线的组织、军队的人及涉及的家属该是怎样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要活着出去”
父亲说：“‘希望和自知无罪’鼓舞着我，使我能在10年‘监护’和‘管制’下健存下来。”
1967年1月1日，爸爸从广州被造反派押上火车，开始了长达8年的“监护”、4年的“管制”。经历了136次批斗、206次审讯(即“过堂”)、武力批判、单独监禁、家破人亡(我妈妈胡明于1967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三个兄弟被关押在“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5年之久)。2007年，爸爸去世后，我才看到一些《动态情况反映》(专案组人员及看守写的简报)的复印件，才了解到爸爸在“文革”时期遭遇的一些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