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四人帮”这些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邓小平太了解他们了。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开始后，邓小平一再叮嘱全家人，在这个时刻，不许去天安门广场，不能给“四人帮”以任何借口。因为当时正在“揪后台”，他们正在说邓小平是这场运动的“大后台”。如果在天安门广场现场抓到邓小平的家人，那就会立刻成为他们栽赃的“证据”。邓小平的家人知道，这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所以他们都服从大局，遵从他的命令，不去天安门广场。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听说邓小平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2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姚文元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派记者到那里去，要记者通过内线，搞到所谓深层情况，以说明挽联都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他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其实，邓小平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那位记者还是写了情况，并用“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有关系。
4月4日晚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抄回一份传单，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鲁瑛感到这个材料非常重要，等不及编排印送，连忙打电话告知姚文元。姚文元在开会，听到有关邓小平的话，还没有听完便急不可待地说：下面的不要说了，手抄一份给我。会快完了，我要到会上说。
这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有关天安门广场群众活动的紧急会议。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他在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的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性质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这样的逆流。过去都说相信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
那份及时送来的传单，更为“四人帮”之流提供了充足的所谓“证据”。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蛮横地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
4月5日凌晨1时，在做足了舆论上的准备之后，“四人帮”开始对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晚6时30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足了音量，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的广播讲话。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9时30分，1万名民兵和3000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和逮捕。这就是我们党和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
在为《人民日报》炮制即将于4月8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现场报道时，姚文元明确提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
4月7日，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这个“‘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汇报，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