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先承认两个凡是 不许翻案

　　1976年“天安门事件”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不安。他们在暗中加紧进行对这场人民抗议运动的镇压活动。

　　4月2日，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1个3层小灰楼内，成立了1个由首都民兵、警察、卫戍区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抽调民兵和警察3000人及部分部队，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日下午，指挥部就拟定出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措施。

　　4月3日凌晨，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查看情况。当他看到如山如海的花圈和诗词挽联时，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去拍摄那些“反动诗词”，以做日后“破案”的证据。姚文元也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按照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门派出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到处拍照取证，并且开始抓人。至当晚10时，天安门广场就抓了26人。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的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当面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打倒邓小平、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目的，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事实上，“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正住在位于宽街的家里，已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后来邓小平在1979年9月明确地说：“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当时，虽然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并未提到邓小平，“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竟然从邓小平的亲属身上打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