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安中等待了一个多星期。
突然，我接到北京电话，要我把《陈伯达其人》中尚未注明出处的毛泽东的话，告知出处。我赶紧作电话记录。记毕，数了一下，总共有五十二处。
这表明，北京有关部门对《陈伯达其人》作了非常认真的审阅。
我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不虚构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通常，我在作品中，凡是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的话，都注明出处。也有不标明出处的，那大都引自毛泽东、邓小平的内部讲话，不便标明出处――尽管都确有出处。《陈伯达其人》那五十二处毛泽东的话，未标明出处，大都引自批判陈伯达时的中共中央文件。
我连夜查出毛泽东讲话的五十一处出处――都引自中共中央文件或者内部正式文件。
唯一一处不能标明出处的是该书第四百一十七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看也不看，连信封也不拆，就在陈伯达送呈的牛皮纸口袋上写道：
退伯达同志
毛泽东
这是根据陈伯达的回忆写上去的，并无正式的文件为依据。我只得如实加以说明。
翌日，我把我的查对结果电告北京。
又在不安中等待了几天。
终于，出版社给我来电，报告喜讯：北京告知，《陈伯达其人》经过审阅，同意出版。
出版社请印刷厂以加急的速度装订那已经印好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一边装订，一边装车，以最怏的速度发往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社如此焦急，是生怕中途有变：万一北京再来什么电话，反正书已出手，他们也就不会遭受经济损失了。
后来，我才听说(仅仅是听说而已)，胡乔木得知我写了《陈伯达其人》一书，说是要看一下――胡乔木与陈伯达同为毛泽东政治秘书，共事多年，关注《陈伯达其人》一书是理所当然的。于是，北京急电出版社，要求立即送十本样书到北京……
“危机”总算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