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写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副组长以及组员之后，进一步去写“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的组长，当然顺理成章。
我十分注重作品的“原创性”。能够直接采访陈伯达，可以了解诸多第一手的高层情况，我当然以为非常值得。尽管在采访之后，能否出版，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当时曾说，即便十年之后才能出版，我以为也值得去做――我曾再三说过，我不求急功近利。
我一边采访陈伯达，一边着手写《陈伯达传》。到了1989年5月10日，我写出了初稿。
我曾希望陈伯达本人能够审定这部长篇传记。最初，陈伯达是答应的。可是，等我写得差不多，想送给他看，他却摇头了。他说，他年老眼花，无法看这么长的稿子，还是不看了吧。他说，他相信我能够写好这本书。
后来，我才明白，他以为由他自己来审阅《陈伯达传》，诸多不便。因为他要对每一章、每一节表示认可或者否定，这等于要他对他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表态。
中秋节，我在北京采访陈伯达。几天之后，他突然去世。
回沪后，我补写了《陈伯达之死》这一章。
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由于陈伯达已经去世，反而使《陈伯达传》的出版变得容易。
时代文艺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这本书。考虑到《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在他们那里得以顺利出版，对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我就把书稿交给了他们。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把《陈伯达传》作了相当多的删节，把四十五万字的初稿，删成三十三万字。也就是说，删掉了十二万字。另外，把书名改为《陈伯达其人》――在当时，以为《陈伯达传》这书名有着为陈伯达“树碑立传”之意，改为《陈伯达其人》就无此嫌疑。
《陈伯达其人》曾经报送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审，得以通过，并报中共中央宣传部。这样，在1990年3月，也就在长春第二印刷厂印刷。
《陈伯达其人》第一次印刷七万七千册刚刚印毕，尚待装订。就在这时候，时代文艺出版社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生“突然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得知出版《陈伯达其人》的消息，来电要求马上装订十本，送往北京，其余的暂停装订！
这下子，出版社极度紧张，万一样书送北京之后，遇到麻烦，这已经印好、正待装订的七万七千册《陈伯达其人》怎么办？如果北京不准《陈伯达其人》发行，那出版社的经济损失就非常严重！
我明白，《陈伯达其人》不是一般的书。这本书透露了大量陈伯达与我的谈话以及他从未发表过的手稿，可以说实际上是陈伯达回忆录，当然会引起北京的高度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