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关、戚各显“神通”
1972年11月，我调回秦城时在201监区工作，当时有89名局、部级干部关在201区。王力、关锋、戚本禹就在这个监区内。
先说关锋其人。他性情暴躁，时常大喊大叫，似乎精神失常，曾将报纸卷成筒，对着门缝喊叫，谩骂周总理。为制止关这种行为，领导上决定我和马存宝、王安林三人组成专门小组管理他。首先落实生活问题，每天由一人专门照顾他衣食和到监房外活动，加上医疗服务，他逐步改变了精神紧张状态，并开始同我们说话，也不骂街了，加之我们安排家属来探视后，他就开始转为正常状态。不料有一天因为少给他打开水的事与转业战士大吵大骂。这件事发生后我向领导建议尽快整顿队伍，到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转业战士大多离开后，关的骂人才收敛。
再说戚本禹这个人。我接触他后就感到戚是个善耍坏点子的人，监管人员在斗智上比不上他。我们采取的对策是避免让他钻空子。比如他经常想睡就睡，晚上不睡就不睡。有一天，晚上战士关了里面大灯，他就大闹，闹得周围在押人员也睡不好。其实他这种行为是拒不认罪的表现。起初我们还是同他评理，我明确对他说:“警卫战士监管你，是政府赋予的责任，如果你做这个工作，也得这样做。”我还指出:“你是故意拿战士寻开心，这反映出你在外边平时生活准则和品德如何。你不是在外有一点名气的人吗?今天在这里戏弄战士，你不觉得太低俗了吗?”最后我说:“你如果实在不听劝告，我们为了你的安全，必须采取一定措施。”此时他对着我说出“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今天我要看一看你对我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来吓唬我。戚为何说这样的话呢?那是因“文革”初，在他操纵下，把秦城关押的陈里宁作为“反刘少奇英雄”抛了出来。当时我持反对态度，结果被戚指挥的红卫兵揪斗。我想可能是我与其他相关同志作认真研究，把戚从二楼搬到三楼空监房去，当时是7月中旬，把木门打开，只关铁栅门，这一夜蚊子咬得他睡不着了，第二天他就要求谈话。我让战士转告说“何殿奎出差了，等他回来再说”。第四天我才进入戚在三楼的房间，一进去就感到他已没有前几天那般趾高气扬了。他说:“我们谈一谈好吗?”我说:“没什么好谈的，这样，谁也不影响谁，省得你整天同战士闹别扭。”这次较量，我看到他欺软怕硬的本质。我们还是把关他房间的木门关上了。谈话后，他基本上服从管理了。
王力1973年以前在201监区，1973年12月调他到204监区。因王在201时精神不大正常，发生过又哭又笑的事，考虑到不要同关锋、戚本禹在同一监区，领导决定调的。1975年5月底我调到204监区担任领导(科长)时，王力精神状态有了转变，他每天看书、看报，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讲话后，要求从图书馆借来单行本，又提出要看“文革”初期《人民日报》合订本。经专案组批准派人从《人民日报》社借来三年的合订本。他看了这些资料，对邓小平的讲话提出了一些看法。秦城将王力这一情况报告到中央。邓小平看到报告后，让邓力群找王力谈话，于是我和田江辰用汽车带王力从秦城到中南海东门找到邓力群的生活秘书，带他到朝内南小街邓力群家中。我们等到晚上8点邓力群回来，没有休息立刻就和王力谈话。讲了叫他来的目的是中央准备让他出来搞文字工作，要换个名字等。直到晚上11时，我们带王力回秦城的。后来1982年王力被释放，住国务院招待所，这时候有朋友去看他，王竞对别人说在邓力群同他谈话那天，秦城的工作人员用汽车带他到中南海里边转了一圈。王这一说法被中央知道后，两次派调查组找我核实情况。我明确否定了王力的说法。当时情况是邓力群的秘书向我说王力被关押好几年，对北京市容变化不了解。这位秘书建议让汽车开到天安门，再经过南池子、沙滩，再到朝内南小街，我同意了这一路线。但根本没有进中南海里边转一圈。况且中南海只有中央警卫局的车子才进得去，这也是普通的常识。这件事给我一个印象，怎么王力这号人到八十年代还要往脸上贴金。我以为像王、关、戚这些做学问的人，用一句俗语“浪子回头金不换”才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