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一讲的一些心里话
陆定一是1967年关押进秦城。之前，1965年底陆的妻子严慰冰在西城区一个秘密据点里被隔离审查一年多，当时安排陆定一离京去安徽农村蹲点搞调研。据我所知在秦城关的有严慰冰和严的妹妹等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老干部都知道严慰冰、陆定一被抓起来，主要是反林彪。他们进监狱不久秦城就军管了。到1972年11月我调回秦城，陆那时在201监区，我才开始同他有接触。陆的案子都归中央“一办”的专案组管，秦城只负责监管工作，即管他们的生活、看病等等，头等任务是保证安全，不出意外。几经接触后，陆对我说:“看您是一位老同志，与那些人(指军管来的转业人员)不一样，他们只会给人扣大帽子，而你能听取反映，也不急躁。故我能给你讲讲心里话。”自此，陆亲口向我讲了一些事:陆说1966年初(“文革”前)毛主席去南方视察，中央召开一次临时会议，康生在会上公开指着我说:“我一看你就像一个特务。”此话一出引得哄堂大笑，然而林彪则气急败坏地指着我说“我林彪恨不得一枪打死你陆定一”。
会后我妻子被隔离审查，我被通知离京，到安徽农村蹲点。他还说“开始严慰冰在西城一个秘密据点里，后来升级进了秦城的”等等。讲到专案组审查他的三个问题时，他说其实也不是专案组定的，就是林彪、康生定的调。那三个问题指:一是上井冈山之前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事，陆说当时我公开身份是商人，没有暴露共产党身份，因我父亲在上海商界有点名气，我向特务提出来，可去上海问问我父亲他有没有我这个儿子。在我一口咬定是商人后，不久就被释放了。此事发生后，党组织安排我到井冈山去，上了井冈山我向党中央毛主席如实报告在南京被抓的前后过程，组织上早已清楚。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康生就以此要把我搞成“特务”。二是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这怎么回事呢?陆说上井冈山不久，父亲病故，让我回家分财产，经过中央批准托人回去办理。那时红军非常缺钱，更缺银元，实际取回的银元三分之二上缴组织，留下三分之一，一半给我前妻的岳母供扶养我女儿用，因为孩子的生母在南京被蒋介石杀害了；另一半被我治病买药用了。对这一历史问题不具体分析作结论，硬要定我“阶级异己分子”。他还说我相信这不是专案组的问题，是林彪、康生的意图。第三是说我反对毛主席在农村的卫生医疗方针路线，这就更离奇，根本没有的事。他说严慰冰被隔离审查，我离京一年多是由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陪着去安徽在农村蹲点一年。在农村作社会调查中，发现农村的土医生能治疗一般的疾病，受到农民欢迎，我就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调查报告反映实际情况，于是就有后来推行“赤脚医生”的政策。他说本来是好事，却被颠倒过来说是反对毛主席的医疗卫生路线。陆还几次说:“不管他们怎么批我斗我，我就是死也要与他们对着干，因为我相信党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直到1975年，党中央为陆定一落实政策，当专案组来秦城向他宣布中央让他出去时，他要求恢复党籍，否则不出去。这样他又躯躭了一年多才离开秦城的。
陈伯达大闹“寻死”
1975年4月26日，领导调我去管理陈伯达，当时领导强调要绝对保证安全，在生活上可满足陈的需求，以利于保存“活证据”。由于那时陈伯达常闹监，动不动耍小动作要“寻死”，还在年轻战士面前摆架子，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30多年，最熟悉毛主席著作”、“我出去还要写毛选一、二、三、四卷的注释”等话。时而对特殊待遇的伙食找茬儿，说这不好吃，那没滋味。为了实地观察他的表现，掌握一些实际情况，我搬到离陈的监房仅几米远的监房住下。经过一周多的观察，看出陈要“寻死”是装腔作势。比如他从床上起身时，往前冲一二步，有点站不稳，这本来是年纪大的自然现象，但看管他的年轻战士，由于思想上压力大，一见状赶紧上前把他拉住，久而久之造成了陈伯达要“寻死”的问题。而陈就利用年轻战士的弱点，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对此，我作好思想准备，并同他作有理有节的斗争。1975年5月29日，那天天气晴朗，陈伯达吃过早饭，在室内走动，见到一只小鸟停在窗框上叽叽喳喳地叫跳，小鸟飞走后，只见陈沉思片刻，突然情绪不正常，对着两名战士叫喊“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一只小鸟，这样下去还不如死了好……”。边说边从床上起来，用一个突然动作要往东边墙上撞。战士迅速前去把他抱住，实际上当时离墙有五、六米的距离。然后战士拉响警铃，我即速赶去，还没有说话，就见陈硬要挣脱战士的保护去撞墙。我就来个激将法，高喊一声，叫两名战士放开他，接着说:“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陈伯达撞个头破血流，有人说你非常难管，你今天的表现只能说明你是用死来威胁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好让我们听你的指挥，这是痴心梦想。”我又说:“你要撞死只能证明你的立场顽固到底，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接着我口气缓和一些，说“我劝你还是明智点为好，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谈谈，我会把你的想法和要求向上级反映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除此以外，没有好的结果可取”等等。我讲这些话时，陈听着，看他不会有闹的样子，最后我说:“你好好想想，我们政府工作人员哪一点对不起你。”说罢就出监房向战士布置注意事项。果然战士反映，陈中午吃饭很少，躺在床上闭眼静思，不时长吁短叹。过了两天战士报告，陈伯达说:“我要见那位首长。”因他不知那天批评自己的是谁。在战士连续报告的第三天，我才去陈的监房先发制人地对他讲:“从今天起，你的一切归我管，你要很好的和我配合，服从管理，不要胡闹，有什么问题可以正面提出来……”我还未讲完，陈伯达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脸，边打边说:“我该死，我对不起领导，对不起政府，对不起党，我今后决不再这样……”我即说:“打脸有什么用，只能触及皮肉，关键是要端正态度，配合组织上对你的审查，搞清你的问题，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说对吗?”陈点头表示同意。自此一年多他老实多了。
其实我看陈伯达活像一条“变色龙”。1976年9月，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见报后，他就以为良机将临，在监房竭力吹捧“四人帮”，说了一大套阿谀奉承的话:“我和江青、春桥同志是一条心的，我愿同他们同心协力的工作。”“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的江青同志致敬。”“我特别怀念毛主席的忠诚战友江青同志，希望她多保重身体。”“在一起工作当中他们从来没有对不起我的地方。”陈伯达还说“毛主席的后事办理完毕，江青同志会派人来和我谈话的，我的问题寄托在她身上”等等。当时我和几名战士对陈伯达的这些话均抱着只当没听见的态度。不久，他得知“四人帮”垮台，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又要出要“寻死”的闹剧，还当着我们的面骂:“国民党监狱也没有像你们这样……”等等极为难听的话来。我就同他针锋相对地说理斗争，责问道:“国民党监狱有严刑拷打，这里有没有?在这里整天给你送牛奶、饼干、水果，吃大米饭、包子、饺子，喝鸡汤，有病请专家来给你治病。你房里有沙发床、地毯，国民党监狱有没有?”问得他瞠目结舌，只得承认自己态度不好，表示服从管理。自此两三年后，陈伯达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中的第五位。陈伯达被依法判处徒刑后，于1981年7月保外就医离开了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