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的婚姻其实并无感情基础。他们虽互不讨厌，但也并不相爱。斯维特兰娜坦言，她之所以嫁给尤里，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可以使我有可能进入另一个家，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的自由，给我打开接近人们的大门。”而日丹诺夫家之所以愿娶斯维特兰娜，则不能排除她的父亲是斯大林的因素。当然，禀性耿直、满腹锦绣的尤里不是喜欢攀龙附凤之人，但他的母亲却非常市侩，而尤里在家里又恰恰唯母命是从。
斯大林对这桩婚事非常满意。他一直希望两家能够结亲，这不仅是因为两家门当户对，日丹诺夫成为他的亲家有助于他权位的巩固，还因为他对尤里这个小伙子也十分欣赏。但他更希望尤里能上门做他的女婿，随着年事日高，他对独自一人的生活已感到孤独。在得知两人将喜结连理的消息后，他立即命人在他的孔策沃别墅增建一层楼，以期两人能高高兴兴地住进去。不料女儿却坚决要求带着她的儿子约瑟夫住到日丹诺夫家，这让他感到有些委屈和伤心，愤愤地对女儿说：他家的那些女人会把你吃掉的！但女儿还是住到了丈夫家中，一年后生下女儿喀琪娅。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难以维持长久的。尤里在婚后仍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回家，也很少注意妻子的生活和情绪，而斯维特兰娜也考取了苏联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两人各忙各的，难得进行感情沟通，夫妻关系日趋恶化。1952年两人正式离婚。斯大林对此虽感到惋惜，却未加阻拦。
与尤里离婚后，斯维特兰娜仍未与父亲住在一起，而是住进了父亲另外给她安排的一套房子。这时她已很难见到父亲，1952年10月28日她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非常想见到你……如果允许的话，如果这不会使你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我请求批准我在你身边度过11月的两天节日——11月8日和9日。”
然而，1953年3月2日，斯维特兰娜突然被从课堂上叫到处于弥留之际的父亲身边。她后来写道：那几天，“我爱父亲是那样强烈和温柔，胜于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
拒绝特权待遇，心境苦闷彷徨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了安慰死者家属，于1953年3月21日作出决定，给予斯维特兰娜及其子女如下物质帮助：（1）把沃伦斯科耶别墅及其服务设施送给斯维特兰娜一家无偿使用；（2）给予每月4000卢布的临时生活补助；（3）可随时从部长会议汽车基地叫车。当天，斯维特兰娜致信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一方面对政府的“同情和关心”表示感谢，另一方面表示自己无权享有这些待遇，因而拒绝接受。信中只是请求，允许她在夏季的时候，在茹科夫卡苏联部长会议别墅区里租用2~3个房间，房租由自己支付。但苏联政府坚持认为，特殊待遇不能取消，只是鉴于斯维特兰娜在信中提到了在茹科夫卡别墅区租用房间的问题，决定把原打算让她一家免费使用的沃伦斯科耶别墅改为在茹科夫卡别墅区的一栋别墅。
11年后——1964年11月17日，斯维特兰娜又致信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再次请求收回给她一家的特殊待遇。信中说，我们一家虽对政府给予的人道主义帮助一直心存感激，但“我们在道义上无权永远享受这种人道主义”。额外享有的这种权利，“使我在朋友面前很难为情，总之，在所有人面前都感到不自在”。考虑到一个月前赫鲁晓夫刚被废黜，斯维特兰娜担心刚刚上台执政的新领导可能会对她此时提出这个问题产生误解，所以在信中又特别写道：我“不想让人把我的行动理解为某种示威”。“恳求您，阿列克谢o尼古拉耶维奇，正确地理解我，不要拒绝我的可能有些特别的请求”。
尽管如此，柯西金在收到这封信后，还是派人同斯维特兰娜进行了这样的谈话：“我们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有别墅还不要的事。相反，人家还求之不得呢！你们这是怎么啦？这造成一种印象，就像用这种形式向新政府抗议似的。”“当我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再向你们收回别墅好了。现在你们尽管用，别再提这个问题了。”斯维特兰娜一家只好继续使用该别墅。
斯维特兰娜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后，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教授苏联文学和英语，后于1956年调至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从事历史、语言及儿童文学研究，1962年她又到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在此期间她编写和翻译出版了多部著作。学识渊博且从小就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的斯维特兰娜一直相信，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能够干出一番业绩。因此，她对政府强行给予她的某些“照顾”和“特权”一向采取抵制态度。
顺便指出，在对待自己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由此所享有或可能享有的特权问题上，斯大林三个子女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斯维特兰娜在谈到大哥雅可夫时写道：“任何人提到他是什么人的儿子，他都非常厌恶……他一贯真诚地拒绝由于他的家庭关系而可以得到的特权，所以他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特权。”二哥瓦西里则对他的特殊身份和享有的特权自负、喜欢得要命，并不惜一切手段加以利用，屡试不爽的利用结果又使他变得藐视尊长，目无法律，逞性妄为，骄纵无忌。以致在父亲去世后不久锒铛入狱。斯维特兰娜虽与大哥同父异母，与二哥同父同母，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却与大哥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