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东亚问题学者，北京）
对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执政5年半之中6次参拜靖国神社，重创日本对亚外交的问题，中、韩两国与日本的学界、媒体都在反思，旨在使历史认识超越国界，避免悲剧重演。但是，从各国已公开的材料看，不能不说这场反思的深度其实有限，尚未达到足以规避类似的历史认识或政治问题引发国与国之间外交冲突的风险的程度。相比较而言，中、韩的“口诛笔伐”多停留在政治和社会学层面，而恰恰是始作俑者日本，其反思却触及了政治哲学、政治神学，乃至思想史等层面，一些左翼良心学者连续推出重量级专著，其中不乏在主流知识社会影响巨大的学术畅销书。
东京大学哲学教授高桥哲哉(TetsuyaTakahashi)的《国家与牺牲》，系继创造了近年东洋社会学术书籍发行奇迹的《靖国问题》之后，又一部揭示近现代民族国家如何以国民个体的生命为代价，以血的祭祀来维系国家神话长存不破的、被称为“牺牲”的秘密装置的构造。
以国家的名义，国民被要求做出“牺牲”；国家把死于战争的国民颂扬为“为祖国”做出的“崇高的牺牲”，并在靖国神社这样的招魂场所予以“英灵彰显”。通过如此程序，无论是阵亡的军人，还是屈死的非战斗人员，统统成为为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而献身的“牺牲”；而这种死，也超越了近代日本国家的特殊性，同其他国家话语中的一般性表述一样，成为“为了保卫国家”而献出生命的“崇高的牺牲”。正是靠这种“牺牲”逻辑，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降，从一场战争走向另一场战争，马不停蹄地杀出了一条军国主义的血路，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生灵涂炭之祸，也置自身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