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牺牲”
作者通过考察小泉历次靖国参拜时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发现一个为后者爱用不已的关键词叫做“崇高的牺牲”。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措辞，而是其念兹在兹的“牺牲”逻辑之根本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不无煽情的“修辞”，在战场上死于非命的“牺牲”才显得如此“崇高”，崇高得超越了战争本身的正义、非正义属性，实现了正当化的转换。譬如，2004年新年伊始，小泉在作为“初诣”(即新年后第一次参拜)参拜了靖国神社后，对新闻记者发表感言说：“正是由于有生长在战争年代，迫不得已前往战场，在战场上战死者们的崇高的牺牲，才有我们今天的日本。这是不能忘记的。”在这里，仿佛不经意地，逻辑链条发生了微妙的跳跃：好像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和国民的“牺牲”，才成就了日本今天的“和平与繁荣”———前者成了后者的必要和前提条件。如果联想到此后不久自卫队即被派往硝烟未尽的伊拉克战场，而日本政府事先并无不损一兵一卒的绝对把握的话，小泉讲话的逻辑跳跃便不奇怪了。因为基于同样的修辞，未来随时可能发生的自卫队员之死，未尝不可以被定位为为了“日本的和平与繁荣”的“崇高的牺牲”。
对此，作者正本清源道：“事实上，日本的国家指导者们如能够做出更明智的判断，本来可以不去送死的将士们，同亚洲各国、盟军以及日本的民间死者一样，原本不应该死的日本将士被逼到了死路上，终于以日本的凄惨的战败而告战争结束。”
关于“终战”，历来的说法是：1945年8月9日，美军在长崎投放第二颗原子弹，浦上地区8000名天主教徒被“燔祭”。昭和天皇为了制止国民更大规模的牺牲，终于做出停战的“圣断”。1945年8月15日，“玉音放送”宣布“停战诏书”，战争始告结束。此乃战后广为流传的“圣断”神话的源头，也是天皇终被免责的最主要理由。但是，作者敏锐地指出，时间才是关键：“首先，即使说是天皇下‘圣断’结束了战争，但问题在于这个‘圣断’不是下得太迟了吗！”在同盟国以《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大本营的“御前会议”还在讨论投降还是抵抗，结果是“不理睬”。这是由于日本政府担心其“守护国体”(即维持天皇制)的要求能否得到盟国的保证，只此一点就使日本推迟了接受公告。而如果迅速地接受公告，便有可能免遭原子弹的袭击。这构成了战后日本主张问责天皇的左翼政治话语的主要依据，所谓“迟到的圣断”。
其次，“圣断”之迟到不仅反映在广岛、长崎问题上，在冲绳战役上亦如此。理由是1945年2月14日，昭和天皇斥退了“近卫奏折”：时任首相的近卫文麿对昭和天皇上奏说，“战况恶化，由此下去战败无疑；如果战败，陛下的最大愿望之‘守护国体’本身便会受到威胁”，以敦促“圣断”停战。可对此，天皇却认为，“停战活动若不再进一步扩大战果，就很难谈判”，从而延误了谈判的良机。而如果天皇采纳“近卫奏折”，适时下达停战的“圣断”的话，不仅会免于“原爆”之祸，后来于3月开始的、致19万日本军民“牺牲”的地狱般的冲绳战役或可避免。
也许历史无法假设。但客观上，由于“圣断”的姗姗来迟，不仅使日本在广岛、长崎、冲绳多付出数以十万计的“崇高的牺牲”，同时也构成了战后日本主张追究昭和天皇战争责任的声浪始终不绝于耳的主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