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由总参谋部向部队和舰队发出了旨在“团结社会一切健康力量维护联盟”的建议。即使在与司令员们交谈时，亚佐夫也反复强调高度的战斗准备、秩序和纪律。没有这些，部队便可能卷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拥护者与反对者之间日益明显的对抗。一旦动武，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8月20日，亚佐夫的“自我怀疑”在这一天达到了顶峰，“冒险，徒劳、危险的冒险”，这一想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亚佐夫虽然尚未公开拒绝对紧委会行动的支持，但在当天下午，开始制止动武，而且决定次日早晨将部队从首都撤回常驻地。
8月21日，第四天。紧委会成员们聚集在克里姆林宫，想让国防部长前往他们那里。“我不去。”亚佐夫的回答斩钉截铁。
早晨，在克里姆林宫墙后面，“政变”要员们偷偷地从专门的入口登上了直达国防部部长办公室的电梯。来者试图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但亚佐夫已经彻底决定了一切。他对克留奇科夫无情地说：“出路只有一条：与戈尔巴乔夫联系，飞往福罗斯。就这样。”
几个小时的等待后，总统召见的只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返程前，随行军官在亚佐夫耳边低声说道：“戈尔巴乔夫的警卫人员转告，明天10点您去见总统。”而事实是：就在凌晨2点30分，伊尔－62在伏努科沃航空港降落后，亚佐夫当即被拘留，接着是审讯。8月26日夜间，元帅被转送到“水兵寂静”监狱。
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
二十多年来，众多学者甚至社会各界一直都在探讨“8·19”事件的种种原因、教训及影响，也在研究亚佐夫错综复杂的心路历程。
事变三个月前的1991年5月，亚佐夫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曾明确指出：“所谓‘军方军事政变威胁’的推测纯属臆造，没有任何根据。” 到了6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聚会莫斯科的各军区和舰队司令开始向国防部长施加压力，而马卡绍夫上将则直接要求发表对苏联总统表示不信任的声明。此时此刻的亚佐夫严肃地制止了发言者。他说∶ “你们怎么了，想让我当皮诺切特？这不行。”（皮诺切特，1973年9月，他担任主席的军人执政委员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政权，1974年12月起任智利总统──作者注）。
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则一直认为，国防部长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赞同紧委会成员的观点，而是持有“独特的态度”。他指出：“如果亚佐夫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完全一致的话，大概一切都可能发生。”亚佐夫对不向民众开枪这一原则的坚守，至今仍是此份历史考卷中元帅聊以自慰，也为众人称道的“得分”所在。
1991年的“8·19事件”在22年后的今天仍然未能“澄清”。它不仅是当代世界上最大的一起政治疑案，而且是俄罗斯社会至今仁智互见，争论还在激化的最重要历史难题之一。事件支持者、惋惜者、反对者们在日前发表的相关文章中，依旧充满“针锋相对”的浓烈火药味。有媒体称，“短期内不会有统一的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