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于印度最重大的“想象”，以笔者看来，恐怕是印度的民主。
对世界来说，重要的不一定是印度的GDP到底能否赶上中国（目前大约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因为这两个新兴大国都在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这个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警醒西方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则印度的制度究竟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确实是一个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各种观点也是层出不穷。中国人因为自身的制度很不同于印度，而且发展的速度和效率亦远胜于印度，所以对这个问题有蛮自信的看法，私下里嘀咕，印度就算是民主，也是很不堪的民主，否则何以解释现实。
本书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次体现了有观察力的新角度。在走访了一些杰出的印度哲学家和社会学者后，作者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印度的民主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因此印度发展缓慢和文盲率高以及一系列有印度特色的社会病症都是制度的失败，但却不是民主的失败。因为印度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推向所致，是印度精英自主做出的一个选择。印度在独立后决定采纳英国式的民主制度，却没有取得同样的制度在西方取得的进步，说明这个选择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作者总结了其他学者的看法，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次序问题：在所有成功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民主国家，都是先资本主义后民主的，无一例外，唯独印度是先民主后资本主义，这个颠倒的次序害苦了印度。
在作者看来，印度独立之初，一代统治精英决定采纳代议制制度，说明他们对印度这样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分裂国家有着政治上的清醒认识，即把这个国家捏在一起的黏合剂，必须是政治上开放的世俗民主制度才能解决国家认同问题。后来的历史发展以及其他南亚国家的反面经验，证明这个决断是正确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今日印度的国家身份问题应当说已经得到解决，任何政治势力不通过选举就不可能获得治理国家的合法性，这是保证印度国家存在的根本。
但印度早期精英在经济问题上却没有同样的智慧。按作者的说法，当年尼赫鲁建立的印度经济制度是按其设想的印度式社会主义模式，是一个以“仇恨资本主义”为特点的经济运行制度，充斥着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大规模实施的许可证制度完全剥夺了企业创业的能力，因为这个特点，印度大量借鉴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创造了一个半神话半强制的虚幻体制。为了打破这个体制，印度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今天这场斗争还在进行。作者的这个看法很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配合的理论，只不过在印度是反过来了。印度先创造了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民主制度，然后又建立了一个并不需要民主制度的经济体系，不但是不需要，而且是倒过来严重影响了计划经济的运行，用作者的话来说，是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这必然是失败的制度，其结果是既没有经济效能也没有民主，但这却不可以被理解为民主的失败，而是印度在次序问题上颠倒了，走了弯路。民主制度在西方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次序对头了：早在西方所有国家都处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大规模萌动，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也在理论上为自由经济和贸易奠定了基础。印度精英没有认识到这点，所以在正确采纳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时把更重要的精华给扔掉了，虽然这还不至于是“泼了小孩留了脏水”，但对印度随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作者的观点能否解释印度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恐怕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作者的看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政治转型进程却有着一定的警示意义。长期以来，关于印度民主制度的争论往往过度集中于跟中国做无谓的比较，西方学界也偏好从价值的绝对尺度来评判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所谓“制度之争”，而去过印度的中国普通民众往往以嘲笑印度的民主为乐事，称印度破败的城市和基础设施（这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分析探讨）是关于印度民主制度成功与否的最好解读之类。这类见解的直接后果是人们不愿意去“想象”印度，这也是作者以一个巨富的身份，竟然不惜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希图达到的一个愿望：印度是一个有着大量历史积累的文明古国，其兴起还是衰败，都是十分复杂的现象，需要沉下心来做详细的调研，才能有发言权。虽然作为一个印度公民，作者不可避免对自己的国家更有偏爱，在论述某些现象时也可能过于溢美，如在讨论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时以笔者看来就过于乐观，但这反映了印度国民对当今世界的期盼，是完全正常的。而透过这些，中国的读者仍然能够从中得到启示，例如语言和民族问题的关系，甚或也可反思我们文宣部门最近所做的一切中国大陆出版物不得出现英语词语的规定，有关部门如此排斥其他语言和我们社会今天兴起的英语热形成的对照并不见得有利于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又或者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次序问题，印度的案例难道不是也给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些启示吗？也许中国的实践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给出有力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