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以共用笔名藤子不二雄，将《哆啦A梦》于小学馆发行的儿童学习杂志《小学一年生～四年生》1970年第一期上开始刊载。至1980年时，同时连载《哆啦A梦》的杂志已多达89种。
从1974年开始，由藤子不二雄选出连载结束部分的短篇故事集结成单行本发行，共计45册。根据日本《出版月报》统计数据，自2000年末预计发行超过1.7亿册，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国民漫画。1987年，藤本弘与安孙子素雄拆伙后以笔名“藤子·F·不二雄”继续每年独立完成一部《哆啦A梦》大长篇(电影版剧本)创作。1996年9月23日，藤本弘正在为《哆啦A梦大长篇——发条都市历险记》电影的影画原作执笔时，突然昏倒，在送往医院过程中因肝衰竭死亡。而恰在此前不久，藤本弘还在接受“トランヴェール”(《绿色列车》)杂志采访时说道：“我还不打算将《哆啦A梦》完结，即使彻底绞尽最后一滴脑汁，留下最后一口气，也想继续试着画下去。”不曾想余月之间，誓言成真。
当梦想照进现实
1944年，11岁的藤本弘就读于富山县高冈市立定冢小学。这个终日与漫画为伴的少年运动能力一般，学习平庸，更不善交际，如同这个北部小城一般普通，静谧。某日，一位名为安孙子素雄的转校生引起了藤本弘的好奇。与藤本弘一样，此时的安孙子素雄也不善言语，课间时候总是自顾自地在课桌上临摹漫画绘本。因为爱好相同，藤本弘主动上前攀谈，言辞间甚为投机，自此结为好友。
1947年，19岁的手冢治虫出版的处女作《新宝岛》大获成功，这让两个少年在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漫画之神”身上看到了将爱好变为职业的希望。为表仰慕，二人开始以“足冢不二雄”为共用笔名向《漫画少年》投稿，每有稿费收入，便相约看电影，锻炼构图手法。1951年，二人共同创作的《天使之玉》在《每日小学新闻》上以四格漫画的形式连载，初获好评。这一年，两个年轻人带着准备投稿的新作《宾汉》前往兵库县宝冢市拜访手冢治虫，希望得到偶像指点。没曾料到，手冢治虫只是一句“嗯，不错嘛”草草作答。二人心灰意冷，连夜返回富山老家。然而在二人走后，手冢治虫却心生赞叹，“说不准将来能成为自己一生的对手”(据《手冢治虫的世界》，大和书房出版)，并将两位少年带来的作品珍藏。
1954年，已经供职于一家糖果公司的藤本弘不甘心就此中断漫画梦想，仅仅上了三天班就辞职不干，相约安孙子素雄一道“上京”。与如今中国的艺术青年大量进京“北漂”一样，五六十年代日本的上京热潮同样是一次掺杂着希望与绝望的冒险。已在报社谋得一分安稳工作的安孙子素雄举棋不定，决定与母亲商议。母亲没有多言，只说了句“你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安孙子素雄觉得母亲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便一气之下辞职上京。
初到东京，怀揣成为正真漫画家梦想的二人并不顺利，没有约稿，没有固定职业，收入更无从谈起，只能租住在安孙子素雄远房亲戚家的2畳(日本房屋面积单位，1畳约合1.62平方米)小屋里。直到1963年，二人合作的《小鬼Q太郎》出版，事业才稍有改观，藤本弘也以这本漫画的稿费娶妻成家，成了“正式的东京人”。
此时的日本，国民内心中对于战争的惨祸以及战后混乱、贫穷的记忆依然挥之不去，但无不坚信日本会从焦土中急速复兴至战前水平。
这是一个经常被后世以国家振兴、经济复苏等等激荡词汇简单概括的年代，人人甘愿粉身碎骨，人人争做“企业战士”“一亿总中流”(60年代至泡沫经济破灭前，日本90%以上国民认为自身经济及社会地位处于“中间阶层”)的意识洪流让日本国民无不相信自己现在活得还不错，未来更会“金满日本”。而初出茅庐的藤本弘、安孙子素雄，甚至于二人笔下《哆啦A梦》中的野比大雄一家，也无一不身处这“一亿”中间阶层当中。这是一个形象模糊的群体，他们远不如社会两极那般面孔清晰，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被后人忘记；他们胆小怕事，资质平庸，缺乏上进心但心地善良，租住于租金低廉的东京郊区，父亲单身通勤，母亲全职主妇，独子，家庭经济状况温饱以上，小康上下，房东不断加租，家庭常常财政赤字，但同时也格外勤奋，守则、节俭、自律，因为他们也有梦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户建”，立足东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