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争带来的古老手艺
大清早的上门生意，令木匠罗照华很是高兴，段学军离开后，他转身回屋泡了壶普洱茶，开始了一天的活路。罗照华18岁学徒，现年37岁的他已经在这个行当摸爬滚打20个年头了。今天，他雕的是块格子门格眼，比起“春夏秋冬”、“梅兰竹菊”等图案，格眼其实是格子门最传统的样式，宋人李诚的《营造法式》卷七《小木作制度二·格子门》收录了八种格子门样式，便全部为格眼。
从《营造法式》与剑川格子门的关系，似乎不难看出剑川木雕与中原文化的某种关联。罗照华告诉我，他刚当学徒的时候，师傅讲过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剑川有个木匠叫阿生，和徒弟应召入宫建造“揽月楼”，路上遇到一个白发老者沿街乞讨，阿生把身上的银子全部给了老者，老者接过钱后突然消失了，半空中传来浑如洪钟的声音：“我是木匠祖师鲁班，剑川木匠品性好，我把《木经》传授给你们，并封剑川为‘木雕之乡’。”话音刚落，空中落下一把木尺，上书“不依规矩，不成方圆”八个金字。从此，剑川木匠人才辈出，手艺代代相传。直到今天，村里的本主庙除了大黑天神外，还供奉鲁班，每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村里木匠都要到此祭拜，拜谢祖师爷给了剑川人这门谋生的手艺。
中国木匠历来奉鲁班为祖师，剑川木雕自然也摆脱不了这个窠臼。历史上，剑川木雕的起源，或许与一场战争不无关联，饱含着流亡与背井离乡的苦楚。
“安史之乱”后，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步入了它的晚年，已经无力抵抗来自西北的吐蕃与西南南诏王朝的轮番挑衅。大唐咸通二年至十年间（公元861-869年），南诏三次攻袭益州府，掳掠十万工匠而回。这些工匠后来被当作奴隶，发配到南诏各地，当时的南诏王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庙宇、楼阁，工匠将余生投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再未回到故土。唐代的益州，乐山大佛完工后便加盖了数十米高的楼阁；“成都大慈寺有阁殿、塔、厅堂、房廊，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语出北宋李之纯《大慈寺画记》），可见当时的西蜀建筑与木雕工艺已颇为成熟。
西蜀工匠给剑川木雕带来了大唐王朝的血液，而木雕手艺在剑川其实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1957年3月，剑川县政府组织民众对剑湖南端的海门口及海尾河“裁弯改直”，工人在清理泥沙时，接二连三在淤泥中挖出一根根粗细不一的木桩，共有224根，下端削尖插入土中，上面还有榫卯连接，显然是一处干栏式建筑遗址。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碳同位素测定，大约距今3000年上下，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
2008年，海门口再度引起全世界的瞩目，135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发现了4000余根木构架，整个遗址分布范围约5万平方米。木柱底部均被砍削成钝尖状，柱身大多有人工加工的痕迹，长的2米多，短的几十厘米，一些横木上和桩柱上发现凿有榫口和榫头，以及连接在一起的榫卯构件，可见当时的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了砍、劈、削、凿、穿、插等建筑手法。这也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干栏式建筑遗址。
除了历史渊源，剑川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交通位置，或许也是孕育木雕的土壤。剑川多山地，少平坝，洪水、干旱、地震等灾害时有发生，多变的气候不适合水稻、玉米等农作物的生长，这就注定了农耕无法成为剑川百姓的重心，学一两门手艺才能谋生。同时，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年间，剑川便是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要冲，商贾、文人、工匠、官吏、僧侣往来不绝，中原文化、巴蜀文化、藏文化乃至异域的东南亚文化在这里汇合、交融，给剑川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元素与建筑技巧。
如果说商周时期的海门口干栏式建筑尚处于萌芽阶段，来自西蜀大地的工匠，则给它注入了大唐王朝的基因。唐代以后，剑川木雕不见于史料记载，我们已无法勾勒出唐代之后剑川木雕的演变脉络，时至明清它才再次见诸史籍。而流存至今的剑川木雕，也大多为明清年间的作品，今天的剑川古城，尚保存明代院落21个，清代院落146个，邻近古镇散落着为数众多的庙宇、戏台、民居，也成为我们了解剑川木雕的绝佳标本。
时至清代，剑川木雕已日臻成熟，一批批剑川木匠哼着《出门调》离开故土，远赴贵州、四川、广西，甚至更远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谋生计，这个木匠迁移潮大约持续了两三百年之久，也在中国西南乃至异域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