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
肖离、肖凤夫妇，家里遇到什么事，如房子问题，犯难时，便说：“找永玉帮忙考虑。”我不知道自己还有着这方面的本事。
“文革”中，在干校时，有一派常想找我麻烦，我有时眼睛也横一下，引起一造反派成员警惕，在背后对人说：“黄脑子不动尚可，一动麻烦就多了。”我们湘西人，一般情况，常常是硬碰硬，但要采取大点行动时，反安静了。我这是受王伯影响的。我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中写那个王伯，你知道的，他说打不赢就跑，有了办法再来对付他。
我不打牌，不赌，我也不喝酒，只读书。我们在小学时已谈诗论道了，谈柳宗元、韩愈，到严复、梁启超，抱负从这里就萌发了。到厦门集美学校，懂得用图书馆了，接触到更多的新知识，后来，参加了鲁迅领导过的木刻协会，同“左派”的新文化挂上了钩，从鲁迅思想那里得到勇气，在信念上，抱负上，都出现了新东西，保证了自己不堕落，不腐化。参加过不少进步活动，但没有入党，沈从文不懂，弄不清如何入法，我黄永玉也不懂，心情倒是真诚的。
我也不曾被划为“右派”，鸣放时，沈从文的看法是：“自己写不出东西，怎么能怪人家‘党’呢？”我则认为，虽然生活困难，待遇低，比过去好嘛，另外，我也认为艺术创作是自己的事，不必去怪别人。
我也曾有情绪激愤的时候，有人劝我多考虑，不要弄坏了关系，他们不懂，对仁义的是非判断是很快的，赴义难道还要考虑几天几夜吗！
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里有一句话：“……聪明人为真理屈辱地活着。”马克思说：“为了真理，要善于忍耐和等待。”原话可能记得不清，你可去找马列专家查一下。
随波不逐流，这并不容易。
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关系，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尊重自己人格，朋友就是朋友，不为自己私利和亲友找别人帮什么忙，让别人为难。
面对使自己不快的人事，沈从文完全是忍耐，让时间去作结论。我则讲究宽容，我事多，领域也大，没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