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大湘西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
永玉尚义，不过这义的内涵太宽泛了，根本一点，义至少是“利他”的。前面提及的凤凰人锄强扶弱、知恩必报，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应当都属一种古典义行的表现。
在朋友间，义有着广阔的展现空间。有人问永玉，这辈子有何特别的感想。他回答：“遇见了许多好人”，“也错过了许多老人，因为动乱，自顾不暇”。他因对曾帮助过自己的长辈和朋友不能一一报答而深感不安。几年前，他得到六段从原始森林中弄来的巨大楠木，如此珍贵材料，用作什么好？最后决定在上面刻了《诗经?大雅?生民》中一小节诗，写的是后稷的传说，后稷生下来后，被抛掷于陋巷荒郊，多灾多难，幸得牛羊飞鸟和伐木者喂养庇护而得以成长。永玉用这比照自己幸得师友诸多关爱而有今天，他要以此方式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念。这六段巨柱，现如屏风般并列于北京万荷堂的正中。
至于仗义的事，可说的也就太多了。且说近期一件，1969年，中山大学八十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文革”中不堪数年的欺凌折腾，心力衰竭去世，骨灰一直寄存在广州火葬场，三十余年过去，仍未能归葬故里江西。两年前，永玉得知此事，愤然为之呼吁奔走，还拉了过去在江西作过领导的一位朋友参与，不久前总算有了结果，陈终于归葬庐山。陈寅恪的女儿见永玉如此热心，还以为永玉曾是自己父亲的学生。其实，要说有什么关系，其一是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光绪初年在凤凰任过辰沅永靖兵备道的道尹，后来又当了湖南省的巡抚，推行过新政。其二我想永玉对陈寅恪提出的一个学人应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大约深表崇敬。如此而已。
最近永玉几次谈及故乡长辈对“贱货”嗤之以鼻的事，认定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教育，给了孩子一把十分牢固的道德尺度，做人一定不能做“贱货”。何谓“贱货”？我想无非也就是凤凰人常说的“不值价”，没分量的人。它的对应面当然就是雄强尚义了，试想“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何“贱”之有！
雄强尚义确是好事了，不过，它也有两重性。雄强尚义的人坦坦荡荡，见不顺眼的事就要直说，一直说且要说完，无所遮掩，这就不免落得个“脾气丑”的坏名声。永玉的干爹朱早观将军，当年在延安被组织上分配到彭德怀的司令部去工作，彭德怀自己脾气够“丑”了，还嫌他“脾气丑”，不要。幸得王震在湘西待过，知道湘西人脾气“丑”是一种直率，其深处是一种忠诚，因此把他收留到三五九旅当了参谋长。
永玉不是也常被人在背后说“脾气丑”吗？这“脾气丑”一旦落了个“抗上”或“抗革命造反派”的罪名，其危险也就可想而知。
更何况，雄强尚义，坦荡直率，如遇上阴柔小人，他可以很容易摸清你的底细，而你以己量人，认为别人再坏也不会那么坏，岂料他恰恰比你想的更坏，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受到他稳、准、狠的打击了。这方面，永玉吃过许多次亏，只因禀性难移而屡教难改。东汉一则民谚有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勾，反封侯。”湘西人，特别是凤凰人值得警惕！
关于自己的性情
与永玉的一次谈话：
你提及凤凰人的游侠精神，雄强尚义。讲义气，是种真诚，实际包括施恩和受恩两个方面的态度。受恩必感恩，则是“滴水”和“涌泉”的关系。
我们湘西人，凤凰人，别人常凭直感认定可靠。
我不是党员，平日也不大与人来往，可是，“文革”中，被关在牛棚里的老人家，有要倾诉的，常找到了我，包括常任侠、吴作人、刘开渠这些老艺术家。那时，我说自己患有传染性肝炎，造反派只好将我另外关在一间教室里。吴作人在美院附中地下室被斗争时挨打，回来告诉我，要我记住，如果他死了，要我作证。又，有造反派中的一派逼刘开渠拿了一笔钱，另一派要刘交代实情，以利于攻击对方，刘开渠扫地扫到关我的教室窗户边，悄悄问这两边挤压如何是好？我说，你立即把实情告诉不得钱的那派，让他们去出大字报就成了。一天，李可染告诉我，有个学生上台斗争他时，得意地附在他耳边说了句：“现在，是我报恩的时候了。”他们把自己的难处和委屈对我讲，因为认定在那种特殊情况中，我是可信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