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中国能真正走到台前，全面掌控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你的经济实力上去，你有了原子弹。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你要当老大哥，有谁缺钱缺东西，你还得援助啊。但中国给不起啊。所以这种种原因，毛泽东觉得必须马上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所以在莫斯科，就迫不及待地电话打回来了，要搞“大跃进”的社论。

　　“彼可取而代之”的这种冲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策，您在书中也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也埋藏在这里。

　　沈志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内部的国家关系和西方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或者说和现代国家关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西方不讲领导和被领导，不管国家大小，从法理上看至少表面上是讲平等的，不会公开提以谁为首，联合国也一人一票。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就不是这样的，它有领导有被领导。这是从党的关系过渡来的，“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苏联是最高领导，铁托那会儿是二级，再下边还有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中国也算二级，中国再领导越南、朝鲜。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是一个前提。原来苏联是当然的领导，因为人家革命成功最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那时，内部结构没有问题。其实铁托真的没有提出摆脱苏联领导的问题。但是斯大林非常警惕，就认为你要挑战他了。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真就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不在了，从经验能力从各方面讲，毛泽东自然是一个当然的领袖了，他的确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有这个资格和领袖魅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又不行，实力也不行，国际斗争的经验也差得很远。苏联经济实力很强，但是缺乏政治经验。于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就要变化了。

　　莫斯科会议以后，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就出现了一个双重领导。苏共和中共平起平坐。出现这么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隐患，导致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一个山上有两只老虎，天上有两个太阳，究竟谁做老大哥，不就有这个问题嘛。当然，单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同盟也破裂不了。什么因素呢？这两个党，这两个领袖观点是不是一致，路线是不是一致。路线一致的话，那还好说，他们还能比较长久地合作。等于两个人共同领导，没分歧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恰恰是在1957年，这个双重领导结构形成，到了1957年底，分歧就开始出现了。这就表现在1958年起的一系列事情上：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问题上，中国跟苏联都提出了不同的方针。这样，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关系的破裂就是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