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就对中国的影响来说，“波匈事件”要比批判斯大林大得多，甚至影响了中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批判斯大林这毕竟是苏联的事儿，对中国影响不是特别大。在中国发表了“两论”之后，基本上把这个事儿给缓和下来了，特别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东欧各大报几乎都翻译、转载了，这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情绪、思想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苏共也是一个帮助。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了一个决议，关于批判斯大林的，它就有点往回转，它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因为批判斯大林，而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风波大体上就过去了。所以在苏联党内、在中国，批判斯大林这个影响大部分就消失了。

　　但是批判斯大林对东欧的影响，就不光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了。它引起了东欧各国整个领导结构的变化，有很多本来“本土派”的领导人，过去受到斯大林的镇压，而现在要复出了。这时东欧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比较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所以它们就先出事儿了。

　　从二战后到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战后初期斯大林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他提倡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道路各走各的，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以土生土长的“本土派”为主。但1947年冷战之后，在马歇尔计划的进逼之下，斯大林转而在东欧推行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他对“本土派”领导人大开杀戒，把“本土派”都给打压下去了，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取而代之。而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始批斯大林，东欧“本土派”又起来了，对现任的“莫斯科派”领导人，提出质疑，上层也就乱了。所以批斯大林，导致整个东欧党的基层和上层都乱了。这就是“波匈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

　　波匈事情发生在10月底，苏联11月4日出兵匈牙利，一直到11月底整个结束。这件事——按毛泽东的话讲，“多事之秋”嘛——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之前在说“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时也说到，原来中共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因为阶级都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也没了，地主也没了，公私合营了，阶级没了，阶级斗争自然也没了。加上毛泽东觉得中国搞得好，地富反坏和国民党特务都消灭了。所以八大有这么一个判断。

　　但匈牙利事件出了以后，11月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发现，执政党的政权还有可能出现问题，还有可能被推倒。导致政权不稳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人民群众、老百姓起来闹，匈牙利、波兰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就让

　　中共开始警惕了。他们又分析，波匈事件是国外反动力量和国内反动力量结合，煽动群众，当然共产党也有错误，所以形成这个局面。联系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反革命是不存在了，都给消灭了。“镇反”有七十万，后来又搞了个“肃反”，又是几十万。总而言之，阶级敌人没有了。但是，波匈事件的爆发说明还存在着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搞不好也要推翻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就提出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思就是说，这个矛盾处理不好的话，也会成为影响政权不稳的一股力量。八届二中全会主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就开始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

　　最初，中国高层都认为，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执政党的问题，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但这里存在着两种思路。毛泽东认为要“整风”——1957年1月份，他号召“整风”。你作风不好，你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让别人活只能自己活，等等，这么搞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法消除了，所以党要“整风”。只要共产党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没矛盾了。毛泽东是这么认为的。毛泽东一开始很乐观，他几次说，中国没有匈牙利事件，根本不可能，把“整风”搞好了，自身党建搞好了，就行了。

　　但是，从会上发言看，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认为，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政策问题。是不是合作化搞得过火了，对社会的限制过严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一套方案，要逐步改变党的政策，比如价格问题，养猪养鸭的范围，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可以私人盖房，中小学可以私人办，提了好多。这么就形成了两条路线、两种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党内是少数派。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指的是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你不能光共产党自己说，你要让人家都说话，而且要给共产党提意见。从毛泽东来讲，他觉得党的基础状态没有问题，大家都拥护共产党，现在是党自己有缺点。毛泽东一直担心队伍腐败，这是一以贯之的，从他讲《甲申三百年祭》，从他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套东西，他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将来会走李自成那条道路。你不是败在敌人手里，是败在自己手里。这是他提出“整风”的主导思想。

　　但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般党员干部对“整风”很担心。因为原来有个1942年“延安整风”，很多党内的干部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多数人就特别担心这个，自觉不自觉地就反对。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地方省一级的干部讲话，都想把“整风”淡化。比如云南省委就讲，“整风”就是学习嘛。其实这样的话，刘少奇也在讲。虽然这么说，但是从全党来讲，都很担惊受怕，人人自危。还有“百花齐放”，让党外给党内提意见，这个也很难让党内干部接受。包括有人说，怎么能让他们起来说，这天下是老子打的，我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文化低嘛，有过去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所以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的“整风”。毛泽东就很不满意。他从天津出来，走江苏，到浙江，他越走越不高兴，觉得下面都没动，中央不动，基层也不动，党不听他的号召。这就有点像“文革”前，批《海瑞罢官》，他想搞“文革”，没人理他，他就跑上海去了，差不多。

　　对，您也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波匈事件”的初始反应似乎是“在中国不会重演”，从而启动党内整风，但后期却转向“反右”。这是否意味着，他重估了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

　　沈志华：本来到了1957年3月份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整顿党内。这个很合乎他的逻辑。第一，怕政权、江山就毁在自己党的手里。第二，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认为，在执政党身上。按照这个逻辑，整执政党是没问题的。但是党内都反对，不积极，消极抵抗。怎么办？他就利用党外力量。党外力量，工人农民是不行的，只有知识分子，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民主党派，这就是毛泽东4月份提出的“开门整风”。当然他提出来，党内有意见也不敢说什么。5月8日，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真正给共产党提意见了。结果这么一折腾，大鸣大放，整个社会真的就起来了。上边有民主党派座谈会，下边有“五一九”北大学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