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全面否定个人崇拜，这个原则是不对的。都否定的话，就没有个人威望了。这就是涉及他自己，涉及中国共产党了，这不行。他当时没讲，后来才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不能一概否定，要否定错误的个人崇拜，但是还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船要有船长，一个班要有班长。比如，中国一直不提“毛泽东思想”，跟这就有很大的关系。斯大林在的时候不敢提，是怕被斯大林说成是铁托。斯大林不在了，还不好提，是因为苏联开始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不是1956年，在1954年就有这个迹象了。

　　还有一个担心是，苏联这么一搞，突然提出批判斯大林，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容易导致思想混乱。你批他，你得引导，有个解释，一步一步做教育工作。像苏联这样做，突然一个报告下来，昨天还是太阳，今天就变成漆黑一团，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他有这两方面的担心。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了盖子，捅了篓子”，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毛泽东和当时党内高层的反应。

　　从原则上讲，毛泽东当然认为，斯大林是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领袖，带领苏联创造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他对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对他本人的态度，很不满。这又不是到处都可以讲的，这事情挺矛盾的。所以他开始不敢讲，不敢说这些话。他说，现在苏联人讲了这样的话了，我们就好讲了。总体上，毛泽东还是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否定，这个否定的话，苏联这几十年搞什么呢？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甚至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出问题了——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主席的内心来讲，由苏联人来把斯大林扳倒，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几次讲，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中共不能讲这个话。但斯大林确实又是压在中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自己搬又搬不掉。苏联主动把它搬掉了，是大好事儿啊！

　　“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当时也没这个概念，只是说学不学苏联。学苏联，就是学斯大林嘛。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创造的这一套东西。毛泽东提出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1957、1958年。他1956年开始考虑，要走自己的路，但当时从口号等方面来说，并没有提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批斯大林之后，苏联你自己都承认你这一套错了，那我们还能学你吗？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将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条件。

　　但对于同样正在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主席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这种“背叛”可能也打击颇大，这应该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走向吧，比如，他应该很操心“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沈志华：从现在看到的材料，当时倒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956年那会儿，毛泽东还是身强力壮，他那会儿也是信心十足的。不过，他对批斯大林还有一个不太满意的是，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干。反正是从道德层面，他也发表过一些不太满意的看法，说赫鲁晓夫不能这么做。

　　毛泽东会不会联想到自己，这就很难讲，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的感觉，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什么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大跃进”失败，这是他自己搞的嘛，所以1958年底、1959年，他就提出要退出一线。经济搞成一个烂摊子，得了，你们弄去吧，他就交给周恩来、陈云、刘少奇他们了。他说，我去考虑理论问题了。其实他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你们是不是按照我的思路走。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们跟自己思路不大一样了，所以他又回来了。而且他要证明，如果我不在了，这条路要搞歪了。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和赫鲁晓夫彻底闹翻了。大概到1962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跟这些都有关系。从1959年彭德怀的问题，然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从这以后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这个接班人的问题。所以在中苏论战的“九评”里头，他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出来。

　　您提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在论战中，中共提出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但您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其实与我们的主张没有重要分歧，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

　　沈志华：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出现修正主义，影响到中苏关系，这个说法是“九评”的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去看材料，你得清楚，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如此。这是后来中共要解释中苏分裂的原因，得从根儿上说。毛泽东一直说，苏联必须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是1963年、1964年。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逼着苏联公开承认错误，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样做的根本的目的是，你要服从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已经不能领导了。你们整个纲领、路线都是错的，你还怎么领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自然要把中苏分裂的根子埋到这儿。但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事实是，苏共二十大路线和中国八大路线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批斯大林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不满（大体上还是赞成的）。还有，对苏联提“和平过渡”有些不满。这都是个别问题，谈不到什么总路线。你得看当时（1956年）的报纸，当时的党内讲话，当时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它都没这些（后来批判的）内容。关于“和平过渡”，我看了所有的谈话，都没提，只是到了1957年底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解释说，当时我们不太同意，考虑到苏联的影响，我们没提这个问题。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有不满，当时没提；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没计较这个问题，只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的一个说辞，后来找出的一个理由。从整个精神、方针、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是完全一致的。从1956年和1957年，实际的双方关系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从1954年底开始，主要集中在1955年至1958年上半年，这会儿的中苏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所谓分歧始于二十大，根本是个神话，却影响了几代人，因此需要从头说清楚。中苏关系真正出问题是到1958年，根本不是1956年。

　　再谈谈“波匈事件”吧。您在书中提到，对于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变，“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